<menu id="ocsag"></menu>
  • <menu id="ocsag"></menu>
    <nav id="ocsag"><strong id="ocsag"></strong></nav>
  • <xmp id="ocsag"><menu id="ocsag"></menu>
  • <xmp id="ocsag">
    社科網首頁|客戶端|官方微博|報刊投稿|郵箱 中國社會科學網

    中國文學網

    鄭振鐸與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的起步

    陳福康

       2018年1月17日《中華讀書報》發表齊浣心《不能忘卻的紀念——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立六十載記》,是一篇很及時很重要的文章。我們確實不能忘卻,整整六十年前的2月,在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和領導下,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的成立大會,這是我國學術史和出版史上的一件劃時代的大事。由此,我國悠久的古籍整理工作和出版工作第一次有了全面的規劃和統一的部署。六十年來,我們國家在中華古籍整理、標點、影印、出版方面,在古籍整理研究人才培養方面,均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都與這個規劃小組的有效的工作分不開。我讀了齊浣心文章,感動之余還有話要說,想作點重要補充。

      齊文在第二節《正式成立》中,提到了一句:“古籍小組成員鄭振鐸、翦伯贊、潘梓年在大會上分別就文學、歷史、哲學的古籍整理出版草目計劃作了說明。”其后,只在寫到規劃小組成員名單和當年起草古籍整理出版規劃的地方,非常簡單地提了一下鄭振鐸的名字。齊文最后的總結是:“在古籍小組的發展歷程中,齊燕銘和金燦然的名字是不能忘記的,他們有著開創之功,不計名不計利,為我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奠定了發展的基礎。值此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立六十周年、齊燕銘去世四十周年、金燦然誕生一百〇五年之際,僅以此文向他們致敬。”而我認為必須強調指出,就開創之功而言,就奠定基礎而言,鄭振鐸的重要貢獻絕不在齊、金二位之下。

      齊文寫道:“1956年5月15日,文化部向中央宣傳部呈送《關于我國古籍出版工作規劃的請示報告》”“1957年,文化部副部長齊燕銘開始著手抓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可事實是,1957年齊燕銘并沒有擔任文化部副部長(他當時擔任的是國務院副秘書長、總理辦公室主任),要到1960年2月才兼任文化部副部長(此時鄭振鐸已經犧牲一年多了)。而現在,我認為對當年文化部等機構的檔案亟需組織人力作更深入的發掘和整理,僅僅引用已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中的《文化部黨組關于我國古籍出版工作規劃的請示報告》是不夠的。我們很需要了解這份請示報告形成的過程。鄭振鐸不是文化部黨組成員(他不是黨員),但人所共知,1956、1957年鄭振鐸正是文化部副部長,而且正是當時文化部領導人中專門負責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副部長。例如,齊文提到的1950年代北京成立古籍出版社(后該社1957年并入中華書局)一事,鄭振鐸就是主要的策劃者和領導者。有關這方面的史料現在還很少見,但1953年12月22日葉圣陶日記就記載:“傍晚邀(王)伯祥來小飲,與談(顧)頡剛今后之工作,其謂若今之搞私營出版社,殊非所宜。伯祥謂科學院古代歷史研究所有意招之,振鐸并告以我署將設古籍出版社,亦擬請其參加。據云頡剛曾表示明年暑中可擇一而任之。”葉圣陶是出版總署副署長,但要成立古籍出版社一事卻似乎最早是從王伯祥那里聽得鄭振鐸說的,鄭振鐸還有意請顧頡剛去古籍出版社工作。1956年6月10日王伯祥日記載:“西諦(按,即鄭振鐸)以整理古籍計畫告,欲調余至古籍出版社參與其事。”同年7月2日顧頡剛日記記載:“(陳)乃乾由振鐸調至古籍出版社工作,從此該社有內行人矣。”1957年1月5日鄭振鐸日記:“八時半,到部辦公。……和金燦然談古籍出版社事。”可知鄭振鐸在這件事上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鄭振鐸本來就是我國近代從事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的先倡者和先行者,比齊燕銘、金燦然等古籍整理出版同行的資歷要老得多。他既有理論,又有實踐。這方面的內容可以寫成長篇論文甚至專著,這里只能簡單談談,而且只談他的有關理論和倡導。我認為,長期被人忽視的是,在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化運動史上,第一個提出“整理舊文學”口號的人就是鄭振鐸。1920年秋,鄭振鐸作為核心人物在北京醞釀組織民國時期第一個最大的新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時,被公推為會章的起草人。他起草的會章開宗明義一句話是:“本會以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為宗旨。”將“整理中國舊文學”與“研究介紹世界文學”“創造新文學”并列,一起作為文學工作者的任務,這在新文學史上是首次;而且,在整個新文學社團史上,將這三者同時作為宗旨的,亦并世無二。而1921年1月,具有劃文學史時代意義的《小說月報》革新號卷首,在《改革宣言》后緊接著刊載的第一篇文章鄭振鐸的《文藝叢談》的第一句話就指出:“現在中國的文學家有兩重的重大的責任:一是整理中國的文學;二是介紹世界的文學。”這甚至將整理中國舊文學這個任務置于介紹外國文學之前。1923年1月,鄭振鐸又在《小說月報》開辟了《整理國故與新文學運動》專欄,不僅寫了《發端》,而且發表重要論文《新文學之建設與國故之新研究》,再次論述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要性。1934年1月,鄭振鐸又在他主編的《文學》月刊上發表《標點古書與提倡舊文學》,駁斥有人說的整理古籍就是提倡舊文學,強調應該整理出版:“(一)一般專門學者所需要的類書式的‘通史’與‘政書’,像《二十四史》《九通》之類,應仔細的加以斷句,標點,并各附以‘索引’之類的附錄……(二)卷帙巨大的地志和史書,以及一切有用的參考書籍……(三)編輯《經濟史長編》之類……(四)重要的偉大的名著,或包羅較廣的總集,像《樂府詩集》《楚辭》《詩經》《全唐詩》《杜工部集》《白香山集》《花間集》《陸放翁集》等等……”他在1930年代還撰寫過題為《古籍整理的新傾向與新方法》的長文(或專著),可惜未發表,今見詳細提綱和部分手稿。上面舉例的這些都是他在舊中國寫的。可知他早就已經提出要整理標點《二十四史》等書了。

      新中國一成立,不僅國家任命他全面負責全國的文物考古工作和圖博事業等,而且從一開始他就被選為全國政協的文教組組長、全國文聯的研究部部長和全國作協的古典文學部部長等等,而這些工作都與古籍整理密切有關。據宋云彬、王伯祥等人日記,早在1950年,鄭振鐸就組織了一個古典文學整理委員會。1952年1月19日,鄭振鐸在致徐森玉信中說:“我意必須編纂若干部空前的大書,將過去的文化藝術作一個總結。承前啟后,今正其時。……《全宋詩》《全明曲》亦可著手。《十三經》《廿四史》之類,也必須加以整理。工作實在太多,若能集中眾力,必可完成許多偉大的工作也。”1956年11月25日,他在《人民日報》發表《談印書》,指出:“凡需要量比較大,而且應該加以重新整理,甚至必須加以新注、新解的古書,像《十三經》《二十四史》之類,則我們得集中些專家們組織專門的編輯委員會,分別進行整理工作,俾能于幾年或十幾年之內,有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版的《十三經》《二十四史》出版。在這方面,說來話長,擬寫專文論之……”這是建國后鄭振鐸最早在黨報上正式發表的涉及提議整理標點《二十四史》《十三經》等的文章。1957年2月8日他致潘景鄭信中也提到:“正在考慮,如何進行比較切實有用的工作,例如重印整理過的《十三經》《廿四史》之類,此時不做,此項工作便將無人能做了!薪盡火傳、承先啟后的事業,正待我輩從事之也。”一個月后,3月18日,他終于正式寫出了“專文論之”的《整理古書的提議》,隨后發表于4月25日他主編的全國政協內部刊物《政協會刊》上,引起了黨和國家最高領導的高度重視(有關批示和情節尚待發掘公布)。我認為必須指出,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的“成立背景”,顯然就與鄭振鐸這篇重要“提議”有關。

      齊文沒有提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立前的一次非常重要的籌備會議,而這個重要會議就是在鄭振鐸家里召開的,足見鄭振鐸在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籌建中的核心地位。就在發表《整理古書的提議》兩個月后的6月30日,鄭振鐸日記記載:下午“六時許,黃洛峰、金燦然、王任叔、齊燕銘、周揚、林默涵、吳晗等,在此便餐,討論編印古書事。這次下了決心,已有結果。由齊燕銘同志組織規劃委員會,負責進行。”此后,籌備工作由齊燕銘負責,而鄭振鐸也是作出了重要貢獻的,特別是這個規劃小組重要組成部分的文學小組的工作。年底12月29日,鄭振鐸日記:“九時,到齊燕銘同志處,談影印古書事,即在那里午餐。”翌日,鄭振鐸日記又記:“下午二時許,伯祥、斐云(按,即趙萬里)來,皆往文學研究所,參加‘文學小組’規劃會議。”王伯祥日記也記載:“午前得西諦電話,……二時前至西諦家晤之,坐甫定,斐云至。蓋亦同約座談者。稍坐,三人同乘出城,徑詣文研所。至則燦然、(何)其芳、(余)冠英、默存(按,即錢鍾書)、子書(按,即孫楷第)已先在。有頃,莘田(按,即羅常培)、天行(按,即魏建功)、(游)國恩皆至。三時開會,由西諦、其芳、燦然先后說明受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古籍整理規劃小組委托,起草關于文學方面者(共分三大類,即哲學、史學、文學)。交換意見后,推在場諸人分任起草。余與西諦、斐云任文學基本書籍之目錄,訂于一月三日上午集西諦家動筆。”

      其后1月3日鄭振鐸日記:“九時許,伯祥、萬里來,一同起草科學規劃中的關于文學古籍的翻印、整理計劃。擬出了一張356種的書單,又在其中選出最重要的作品100余種,必須加以精選的讀書52種,以及‘內部資料’的目錄16種。這個工作,到下午五時告成。”同日王伯祥日記也有記載。5日,鄭振鐸又精心作了調整,并在日記中寫道:“七時許起。……整理書單,分為五種:基本叢書凡360種;文藝干部必讀書凡120種;應加以精工整理的凡60種;一般文藝青年及干部必讀的讀本凡52種;內部參考叢書凡16種。似此加以一番整理,足窺全貌,并可看出輕重緩急來。十一時半,工作畢。”1月30日鄭振鐸日記:“下午……四時,在那里開古籍整理和印行的小組會。齊燕銘、潘梓年、翦伯贊、金燦然諸同志均在。談了開成立會的事。”31日,鄭振鐸又記:“二時半,到文學研究所,參加科學規劃委員會的整理、重印古籍小組的文學方面的座談會。到者有齊燕銘、錢鐘書、何其芳、王伯祥、余冠英、徐調孚、金燦然、吳曉鈴諸人。”

      2月9日上午,在全國政協禮堂第二會議室召開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的正式成立大會。會議連開了三個上午,這在鄭振鐸、王伯祥、顧頡剛、舒新城等人的日記中,都留下了珍貴的記載。舒新城在日記中激動地感嘆:“此次對古籍規劃可稱前無古人,遠勝歷代皇帝的力量。人民政權之優越即在此。”第一天會議中午,鄭振鐸還專門請了徐森玉、金兆梓、徐嘉瑞、李一氓、趙萬里等幾位與會的友人到自己家里聚餐暢談。鄭振鐸雖然主要負責文學小組的工作,但實際上他一直對整個規劃小組(包括史學小組、哲學小組)的工作都是十分關心的。一個月后的3月13日,《人民日報》社舉行座談會,鄭振鐸、潘梓年、翦伯贊等人出席,鄭振鐸在會上的發言后以《讓古人為今人服務》為題,發表于18日《人民日報》。他在發言中再次提出:“如《二十四史》,一定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己的版本。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分章斷句、加索引的《二十四史》。這搞起來并不太難,對讀者卻大有用處,但是我們并沒有做。漢朝還有‘章句之儒’,我們為什么不這末做?”

      齊文提出,在紀念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立六十周年之際,應該同時紀念齊燕銘逝世四十周年、金燦然誕生一百〇五周年。我對此非常贊同。鄭振鐸在規劃小組正式成立后不久,就不幸因飛機失事而壯烈犧牲,壯士赍志以歿,不能再為我國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事業作出更多的貢獻,因而很多的工作便主要由齊、金等同志來擔任了。但是,我們今天仍然不應該忘卻鄭振鐸不計名不計利的開創、奠基之功!今年也正是他的一百二十周年誕辰和犧牲六十周年,因此特寫此短文向他致敬!

    极速时时彩平台极速时时彩主页极速时时彩网站极速时时彩官网极速时时彩娱乐 岳阳 | 安阳 | 那曲 | 滨州 | 保亭 | 柳州 | 宁德 | 仁怀 | 衡水 | 馆陶 | 三明 | 海拉尔 | 齐齐哈尔 | 台中 | 迪庆 | 安吉 | 天水 | 项城 | 宜宾 | 萍乡 | 承德 | 遂宁 | 赵县 | 海宁 | 石河子 | 珠海 | 伊春 | 滁州 | 醴陵 | 慈溪 | 荣成 | 吴忠 | 阳江 | 德阳 | 梅州 | 汕头 | 宁波 | 日照 | 南京 | 鸡西 | 阳江 | 来宾 | 雅安 | 德州 | 呼伦贝尔 | 吐鲁番 | 上饶 | 燕郊 | 海宁 | 台山 | 松原 | 莆田 | 广西南宁 | 防城港 | 莱芜 | 和田 | 白沙 | 瓦房店 | 通辽 | 白沙 | 瓦房店 | 海门 | 黄南 | 固原 | 潜江 | 清徐 | 玉林 | 克拉玛依 | 广元 | 沧州 | 保山 | 泗阳 | 广西南宁 | 辽宁沈阳 | 福建福州 | 长治 | 克孜勒苏 | 鄢陵 | 九江 | 周口 | 广元 | 改则 | 丹阳 | 高密 | 淮北 | 惠州 | 吉林 | 公主岭 | 永新 | 亳州 | 海安 | 垦利 | 云浮 | 海门 | 泰兴 | 巴彦淖尔市 | 天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