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u id="ocsag"></menu>
  • <menu id="ocsag"></menu>
    <nav id="ocsag"><strong id="ocsag"></strong></nav>
  • <xmp id="ocsag"><menu id="ocsag"></menu>
  • <xmp id="ocsag">
    社科網首頁|客戶端|官方微博|報刊投稿|郵箱 中國社會科學網

    中國文學網

    20世紀以來中國古代筆記文獻的整理與出版

    王衛波
    內容提要 20世紀以來中國古代筆記文獻的整理出版主要以筆記文獻叢書、筆記文獻編選集以及單本筆記著作的整理與出版為主,其中筆記文獻叢書的整理出版成果最為顯著,其又主要呈現為三種形態:一是冠以"筆記小說"之名而實際是筆記文獻的大型叢書的整理出版;二是偏重史料性質的筆記文獻叢書的整理出版;三是偏重學術性質的筆記文獻叢書的整理出版。本文即對20世紀以來中國古代筆記文獻的整理與出版情況進行綜合回顧與考察,以便更好地推動和促進未來筆記文獻的整理與出版工作。

      筆記作為一種文體和著作體式, 主要指的是用散文形式隨筆記錄故事見聞、歷史瑣聞、考據辨訂的各類作品。雖然, 筆記本身在中國傳統目錄學中并沒有一個專門獨立的門類, 其總是依從于“子部”的小說家類、雜家類以及“史部”的雜史類、傳記類等, 但其作為一種文體和著作體式, 卻源遠流長、歷史悠久, 并產生了數量眾多的作品。僅據收筆記文獻最多的《中國叢書綜錄》的粗略統計, 其所收的古代筆記文獻至少有3500余種。[1]這些數量龐大的筆記文獻作品, 內容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諸如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金石考據、人物傳記、神鬼傳說等無所不包, 具有不可估量的史料價值、學術價值及文學藝術價值。 

        

      面對如此豐富的資料寶庫, 現代意義上的古代筆記文獻的整理出版工作是從20世紀初開始的。1912年上海進步書局首次以“筆記小說大觀”為名整理出版了一套筆記文獻的大型叢書, 拉開了中國古代筆記文獻整理出版工作的帷幕。一個多世紀以來, 隨著學術研究的推進和古籍整理工作的蓬勃發展, 有關古代筆記文獻的整理出版不斷得以推進, 在取得豐富成果的同時也呈現出一些特點, 急需得到總結和梳理。 

        

      一、筆記文獻叢書的整理與出版 

      中國古代筆記文獻自身數量的龐大決定了叢書形式的整理出版往往是其呈現于世的重要方式之一。20世紀以來, 古代筆記文獻整理出版的成果也是以幾部大型叢書為代表的。縱觀百余年來的古代筆記文獻叢書的整理出版狀況, 主要呈現為以下幾種形態。 

        

      1. 冠以“筆記小說”之名而實際是筆記文獻的大型叢書的整理出版 

      由于中國古代“筆記”與“小說”概念內涵的雜糅與纏夾不清, 以及整理出版者疏于對二者進行嚴格的義域界定, 往往用一種非常寬泛的龐雜的文類概念去搜羅框定筆記作品, 遂形成筆記文獻叢書出版的一種特殊形態:雖然冠以“筆記小說大觀”“筆記小說集成”, 但所收錄的作品既有史料性質的筆記文獻, 也有考據辨訂類的學術性質的筆記文獻, 同時也夾雜部分小說作品集。下面即以時間為序, 對出版界幾部重要的“筆記小說”叢書的整理出版情況加以回顧總結。 

        

      最早以“筆記小說大觀”為名進行出版的是1912年上海進步書局出版的《筆記小說大觀》叢書。這套叢書按時代順序共輯錄從晉至清作家206, 作品220種。全套叢書共計35, 其中以宋、清兩代所收錄筆記作品最多 (宋人筆記約占9, 清人筆記約占21) [2]這套叢書首次以“筆記小說大觀”相稱, 對“筆記小說”術語的形成具有開創之功, 但遺憾的是并沒有對“筆記小說”進行概念的界定。從其所收錄的作品來看, 內容不免蕪雜, 體例不夠統一, 既有《太平廣記》《夷堅志》《子不語》《閱微草堂筆記》等志怪小說作品集, 也有《意林》《云麓漫鈔》《容齋隨筆》《侯鯖錄》等偏重考證名物的學術筆記, 更有大量記載歷史逸聞趣事的野史筆記, 如《大唐新語》《宋季三朝政要》《中興御侮錄》《澠水燕談錄》等, 甚至還收錄了一些詩話著作如唐范攄《云溪友議》、宋惠洪《冷齋夜話》等。 

        

      這套叢書拉開了現代意義上的筆記文獻整理工作帷幕, 為后來多部筆記文獻叢書的整理奠定了基礎。1983年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即在這部叢書的基礎上以影印和排印的方式重新加以出版。廣陵古籍刻印社版的《筆記小說大觀》在內容編排、體例設定上完全依照上海進步書局版的《筆記小說大觀》, 只是對部分作品如《閱微草堂筆記》《太平廣記》等重新做了一些補漏及訂誤工作。[3] 

        

      與此同時, 臺灣出版界也開始著手進行筆記文獻的整理工作, 臺北新興書局于1986年完成45編共450冊的《筆記小說大觀》的出版。這套皇皇巨著, 把筆記著作的界域推廣到了泛濫無邊的地步, 雖然不能否定其總體文獻價值, 但對筆記文獻本身的輯錄和研究卻造成了許多新的困擾。如大量非筆記文獻著作的錄入需要閱讀者重新加以甄別, 特別是一些不具筆記特征的傳奇小說作品卻赫然在列, 如《古鏡記》《南柯記》《綠珠傳》《李師師外傳》等, 不能不說是筆記文獻整理的倒退了。 

        

      20世紀90年代, 河北教育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了周光培所輯的《歷代筆記小說集成》, 共刊印110冊收錄作品751種。[4]這套叢書以原版影印的方式進行出版, 無校勘、點校, 雖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古籍的原始樣貌, 但也給閱讀者帶來諸多不便。另外在每一斷代的編排體例上, 該叢書也頗顯雜亂, 并沒有按筆記作者生活的時代或作品產生的時間為順序進行編次。再有, 也收錄了一些非筆記作品如傳奇《綠珠傳》《李師師傳》, 詞話《詞林紀事》等, 也需要在使用時進一步地甄別。 

        

      到了本世紀之交, 上海古籍出版社鑒于上述叢書選取范圍過于寬泛以及缺少標點、校勘的弊端, 1999年—2007年歷時9年又重新編印《歷代筆記小說大觀》。這套叢書上起漢魏, 下迄清末, 共計19, 作品159種。相比于之前的幾部“筆記小說”叢書, 該套叢書具有以下特點:一是不再一味地擴充作品數量, 而是有意識地采取一些標準去限定筆記作品的選錄范圍。內容上, 偏重選取記事記人之作, 純學術性的筆記作品不再收錄;時代上, 兼顧筆記作品自身發展狀況;體例上, 只選取單部筆記作品集, 大型類書以及一些部頭過大的著作不在收錄之列。[5]二是對所收錄作品都進行點校并撰寫“校點說明”, 簡略介紹作者生平、作品內容及版本情況, 為當代讀者的傳閱和使用提供了較大方便。因此這套叢書一經面世, 多次重印, 是上述叢書中流傳最廣泛、知名度和接受度最高的一種。上海古籍出版社盡管本著去偽存真、去粗存精的目的來整理出版這套叢書, 也設定了一定的標準來選錄作品, 但遺憾的是依然沒有對“筆記小說”進行概念限定, 與前述幾種叢書一樣, 雖冠以“筆記小說”之名, 其實不僅僅只選錄小說故事類筆記作品集, 更是匯聚了各種歷史瑣聞類的筆記作品 (也稱為史料筆記)  

        

      總之, 以“筆記小說”之名行“筆記”文獻搜羅匯集之實, 是這幾部大型叢書的共有特點, 雖然對筆記文獻的保存和傳播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也進一步加劇了“筆記”“小說”及“筆記小說”這些概念術語本身內涵外延的交相雜糅, 至今依然是學術界的一段公案。 

        

      2. 偏重史料性質的筆記文獻叢書的整理出版 

      在這幾部“筆記小說大觀”“筆記小說集成”整理出版的同時, 中華書局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整理偏重史料性質的筆記作品, 冠以“歷代史料筆記叢刊”進行出版。該叢刊共分為唐宋、元明、清、近代四個系列。截至20173, 該叢刊已經出書196, 其中唐宋系列57, 元明系列26, 清代系列49, 近代系列64種。這套叢書的關鍵詞為“史料筆記”, 收錄的作品偏重于選取傳統四部分類中的史部雜史類、子部雜家類及小說家類文獻, 但對志怪、傳奇小說作品一概不選, 更為注重筆記作品的歷史文獻價值。這套叢書在草創時就由學界具備深厚校勘專業水準的知名專家學者來承擔相應工作, 在整體上尤其在點校方面呈現出較高水平。 

        

      與中華書局“歷代史料筆記叢刊”著眼于唐宋元明清及近代等數朝筆記文獻的整理輯錄不同, 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全宋筆記》立足于宋代斷代筆記文獻的輯集。《全宋筆記》是上海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的成果結集, 該項目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就開始創議編纂, 計劃把目前已知的500多種宋人筆記全部收錄進去, 共分十編, 每編10冊。這一項目成果最終交付與河南大象出版社出版, 2003年出版第一編起, 截至2017年已出版了七編70冊共計289種。縱觀已經出版的《全宋筆記》前七編, 該套叢書與中華書局的“歷代史料筆記叢刊”一樣, 排除了志怪、傳奇等小說作品, 只著力于輯錄具備史料性質的筆記作品, 也兼及一些學術性質的筆記著作, 具體來講又具有以下特點:一是更嚴格限定“筆記”作品收錄范圍:“本書所收者, 以宋人著述的筆記專集為限, 未成專集的, 散見的單條不再整理之列……凡題材專一、體系結構嚴密的專集, 雖亦有逐條敘事者, 則已非隨筆之屬, 如專門的詩話、語錄、譜錄類的茶經、畫譜、名臣言行錄、官箴等, 不在收錄之列。”[6]二是所收兩宋筆記作品更全。相比于中華書局版的《唐宋史料筆記叢刊》, 《全宋筆記》不僅包含了前者的作品數量, 而且有相當數量的筆記專集是首次經校勘和標點與世見面。其他已出版的六編中, 也有大量的筆記著作首次加以點校出版。總之, 《全宋筆記》更能反映兩宋筆記的全貌。我們相信, 這套叢書將與《全宋詩》《全宋詞》《全宋文》一起構成一個完整的宋代研究資料庫, 進一步推動宋代文學、史學、文獻學、民俗學、社會學等多個學科的研究發展。 

        

      3. 偏重學術性質的筆記文獻叢書的整理出版 

      如果說“歷代史料筆記叢刊”是匯集各種歷史瑣聞類筆記文獻的話, 那么中華書局的“學術筆記叢刊”則是有意識地搜羅考據、辨訂類的純學術性的筆記。“學術筆記叢刊”幾乎與中華書局的“歷代史料筆記叢刊”的整理是同時開始的, 最早于1963年出版了于鬯校勘經部的著作《香草校書》以及校勘子部、史部著作的《香草續校書》。后一直不斷陸續出版, 截至目前此套叢書共出版學術筆記文獻32, 其中以清代著作為主, 共計23;宋代7, 金元與明各1種。這套叢書雖然出版時間跨度長, 1963年到2014年前后跨度達50, 但整體出版數量偏少, 難以反映整個學術筆記創作的全貌。 

        

      也正是惜于這套叢書所收著作數量太少的緣故, 2006, 學苑出版社推出了皇皇70冊的《清代學術筆記叢刊》, 共收錄清代筆記240余種。這套叢書由華東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徐德明、吳平教授主持編輯, 基本上囊括了清代學術筆記的精華, 其中絕大部分著作在此之前未見影刊出版。更重要的是, 每種筆記之前都撰有提要一篇, 以提要勾選, 考鏡源流。為閱讀者及使用者帶來極大方便。值得一提的是, 在《清代學術筆記叢刊》出版之前, 學苑出版社于2004年先行出版了徐德明的《清人學術筆記提要》一書, 二者在書目上略有差異, 可相互參看。 

        

      另外, 上海古籍出版社在20世紀80年代出版過《宋元筆記叢刊》, 上海書店于2001年—2009年出版《歷代筆記叢刊》, 齊魯書社2011出版《清代筆記叢刊》, 但出版規模和數量都不及上述幾種形態的筆記叢書, 影響范圍有限, 限于篇幅不再贅說。 

        

      二、筆記文獻編選集的整理與出版 

      一般來講, 大型叢書式的筆記文獻整理側重于“廣”和“全”, 受眾對象是對此有深入研究需求的專家學者, 有不少是影印出版或只是簡單的點校, 為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資料;而筆記文獻編選集的編纂則側重于“少”和“精”, 只從若干筆記著作 (往往具有代表性、經典性的著作) 中根據編選目的選取若干篇目 (基本都是名篇) , 編選成書 (往往是單本) , 其編纂目的是為普通讀者進行筆記作品的普及和閱讀, 要替讀者掃清閱讀和理解上的知識障礙, 往往要精心注解, 甚至要全文翻譯。 

        

      這種筆記文獻編選集20世紀以來也出版了不少, 在大眾讀者范圍中取得了良好的口碑。其中頗有影響的有以下幾種: 

        

      一是最早在20世紀40年代, 我國著名語言研究大家呂叔湘先生編選了一部《筆記文選讀》, 最終由上海文光書店于1943年加以出版。呂叔湘先生出于“要給初學文言的青年找點閱讀的材料”的動機和目的, 把筆記視為一種文體, 稱贊“筆記作者不刻意為文, 只是遇有可寫, 隨筆寫去, 是質勝之文, 風格較為質樸而自然”[7]。因此從文學審美的角度從《世說新語》《國史補》《夢溪筆談》《東坡志林》《雞肋編》《老學庵筆記》《嶺外代答》《癸辛雜識》《武林舊事》9部筆記經典著作中選取篇目93, 不僅逐一進行注釋, 還圍繞每篇精心設計討論問題加深對所選篇目的理解。這本《筆記文選讀》自初版之后廣受歡迎并在接下來至今的半個多世紀中又由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語文出版社、遼寧教育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出版過。 

        

      二是進入新世紀后, 由鳳凰出版社 (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2011年出版的《宋代筆記小說選譯》 (朱瑞熙, 程君健譯注) 與《唐五代筆記小說選譯》 (嚴杰譯注) 。二者其實是鳳凰出版社推出的一套“古代文史名著選譯叢書”中的兩部涉及筆記文獻的編選著作。這兩部書與之前的“筆記小說大觀”叢書的命名方式如出一轍, 雖然都冠以“筆記小說”, 但所選篇目卻并局限于筆記小說, 甚至“講鬼神精怪的一概不入選”, 專門的考證性筆記也不選, 更側重于史料筆記篇目的選入。具體來講, 前者從41種宋代筆記中精選了70, 涉及“宋代的社會風俗、科技記錄、典章制度、民眾疾苦、中外貿易、書畫詩文、歷史事件等等”[8];后者共采用唐五代筆記36, 選錄114, 按照作者和成書年代先后排列。兩書都對所選篇目進行了注釋及翻譯, 確實有利于普通讀者的接受和閱讀。 

        

      三、單本筆記集的整理與出版 

      單本筆記集的整理出版主要指針對一些經典的筆記著作進行校注譯注而出版。如《世說新語》《唐語林》《武林舊事》《容齋隨筆》《東坡志林》《東京夢華錄》《陶庵夢憶》《西湖夢尋》等, 這些筆記著作因為其永恒的經典性、超高的知名度而得以不斷地校勘、注釋、出版。僅《世說新語》就有數種不同的校注譯注本:具有嚴格學術意義的校注本有徐震堮《世說新語校箋》 (中華書局, 1984年版)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年版) 、朱鑄禹《匯校集注世說新語》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版) 、楊勇《世說新語校箋》 (中華書局, 2006年版) 、龔斌《世說新語校釋》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版) ;側重于普及的譯注本有許紹早《世說新語譯注》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9年版) 、李毓芙《世說新語新注》 (山東教育出版社, 1989年版) 、張之《世說新語譯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版) 、柳士鎮和劉開驊《世說新語譯注》 (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 等。其他單本筆記著作的注釋本也有不少, 如胡道靜《夢溪筆談校證》 (古典文學出版社, 1956年版) 、《新校正夢溪筆談》 (中華書局, 1957年版) , 鄧之誠《東京夢華錄注》 (商務印書館, 1959年版) 、伊永文《東京夢華錄箋注》 (中華書局, 2006年版) , 都是單本筆記著作整理的重要成果。此外, 一些文學性強、頗有閱讀興味的小品文性質的筆記, 如《東坡志林》《陶庵夢憶》《西湖夢尋》等, 也都有多家出版社出版。 

        

      以上所述為20世紀以來中國古代筆記文獻的主要出版情況。總之, 中國古代筆記文獻百余年曲折復雜的出版歷程也是其不斷得到保存、傳播、研究和開掘的過程。我們期望, 中國古代筆記文獻的整理出版在未來能進入一個更加高端精致的時代, 在出版規模和質量上能有更大地突破和提升。 

        

      參考文獻 

      [1] 上海圖書館.中國叢書綜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2] 上海進步書局.筆記小說大觀[M].上海:上海進步書局, 1912. 

        

      [3]高斯.重刊《筆記小說大觀》序//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筆記小說大觀[M].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1983:3-4. 

        

      [4]周光培.歷代筆記小說集成[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4. 

        

      [5]上海古籍出版社.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出版說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2-3. 

        

      [6]朱易安, 傅璇琮.全宋筆記 (第一編) ·編纂說明[M].鄭州:大象出版社, 2003:15. 

        

      [7] 呂叔湘.筆記文選讀[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2011:6. 

        

      [8] 朱瑞熙, 程君健.宋代筆記小說選譯·前言[M].南京:鳳凰出版社, 2001:7-8. 

    极速时时彩平台极速时时彩主页极速时时彩网站极速时时彩官网极速时时彩娱乐 北海 | 乌兰察布 | 铜陵 | 来宾 | 泗阳 | 滁州 | 温州 | 朔州 | 滁州 | 杞县 | 商洛 | 高密 | 开封 | 泰兴 | 莆田 | 阿里 | 安庆 | 东莞 | 海丰 | 西藏拉萨 | 日喀则 | 日土 | 香港香港 | 海南海口 | 新余 | 泰安 | 绥化 | 象山 | 咸宁 | 醴陵 | 芜湖 | 诸暨 | 日土 | 白沙 | 天水 | 连云港 | 徐州 | 天门 | 醴陵 | 温岭 | 包头 | 辽宁沈阳 | 库尔勒 | 德宏 | 驻马店 | 启东 | 辽宁沈阳 | 任丘 | 铁岭 | 安阳 | 澄迈 | 广安 | 福建福州 | 濮阳 | 玉环 | 遂宁 | 鞍山 | 德清 | 曲靖 | 汉川 | 甘南 | 阿里 | 渭南 | 海西 | 龙岩 | 如东 | 连云港 | 黑河 | 济南 | 铜陵 | 大同 | 佳木斯 | 崇左 | 张家界 | 桐城 | 喀什 | 铜仁 | 商洛 | 金昌 | 邹平 | 廊坊 | 克孜勒苏 | 宜都 | 济南 | 巴彦淖尔市 | 雄安新区 | 宜春 | 曲靖 | 大兴安岭 | 雄安新区 | 博尔塔拉 | 三亚 | 七台河 | 肇庆 | 玉环 | 大庆 | 云南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