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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倫泰和蘇聯的性文學

    李今

     
     
        
         
         
        蘇聯女作家、政治活動家柯倫泰(A.коллонтай,1872~1952)今天已經很少有人知道了,但在上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卻因她寫革命的戀愛道德與題材的小說譯介到中國而名噪一時,成為蘇聯性文學的代表。
         柯倫泰雖出身于一個沙俄將軍的家庭,但很早就信奉了馬克思主義,曾經加入社會民主黨,致力于社會改革,后改入布爾什維克。十月革命后曾任社會保障人民委員,后來長時期在外交部門工作,出任過幾個國家的大使,是蘇聯第一位女外交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女大使。她的作品以表現性解放為主題,她本人對待性關系也持自由的觀點,是“一杯水主義”的倡導者,因而在蘇聯受到正統批評界的攻擊,1927年以后,她的小說便不再出版。有意思的是,她的書在蘇聯成為禁書以后,在中國卻大行其道,流行一時。1928年沈端先(夏衍)翻譯了她的中篇小說《三代的愛》和《姊妹》,合編為《戀愛之路》,由作新書社出版,1929年同一本書又有溫生民譯本《戀愛之道》。她的長篇小說《赤戀》1929年也由溫生民譯出,同年楊騷又從日譯本重譯,到1934年經過立先重新編譯,還出了節譯本。周起應(周揚)也曾翻譯過她的《偉大的戀愛》,1930年由水沫書店出版,同年李蘭也翻譯了這一作品,并收入《姊妹》和《三代的戀愛》合編出版。至此,柯倫泰以“戀愛之路”為題名的三部曲《赤戀》、《三代的戀愛》、《姊妹》全部出齊。
         最能代表柯倫泰婦女觀的是《赤戀》。主人公華茜麗莎是一位典型的女革命家,為了革命勝利和社會的幸福,不惜犧牲個人的幸福,與丈夫分居兩地,又因過度勞累而損害了自己的健康。但她的丈夫卻在蘇聯實行新經濟政策時期,墮落為一個貪污腐化分子,并與另一女人有染。當華茜麗莎去探望丈夫,發現了這一切以后,面對丈夫請求她留下來的苦苦哀求,還有自己已經懷孕,最重要的是對于丈夫仍割舍不了的感情,陷入痛苦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最后,終于聽從了她正從事的“共同住宅”事業和她要為之獻身的工人們的召喚,決然地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生下孩子,經過猶豫和彷徨,重新走上了獨立自主,為人類為社會盡職盡責的婦女解放之路。柯倫泰通過華茜麗莎形象的塑造,申明了自己對于女性的價值觀,即戀愛婚姻家庭的領域只是“私事”,判斷一個人的真價,在今天,不僅男人,女人也“非由他的家庭道德上的行為所可評定,而該由他的工作,他的才能,他的意志及他的對于國家社會的有用性以判斷的”。華茜麗莎正是懷有“戀愛只是私事,工作更重要”這一信念的革命新女性。正是這種觀念打動了中國的譯者,溫生民在他翻譯的《赤戀》譯序中說:“戀愛不過是有閑的老爺,太太,小姐們制造出來的神秘的名辭”,我們是被壓迫者,哪有機會、時間和精力去戀愛,“我們還有比‘戀愛’更重大的任務啊!”“我們要享受美滿的‘戀愛’,我們也要先完成了那更重大的工作———變革社會的工作———才可能。”“赤戀便是暗示這種‘戀愛之道’的有意義的小說。我們雖然不能完全同意本書的一切主張,可是,華茜麗莎從兩性關系的囚籠超脫出來,勇敢地對著現實做一位社會人這一點卻是值得贊賞的。也就是因為這樣才把它翻成中文,并不是為了本書已有十余國譯本的虛譽才動手譯的。”
         柯倫泰最驚世駭俗的小說是《三代的愛》。這篇不長的小說敘述了祖母、母親、女兒三代人的不同戀愛觀。這三代人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女性,而是做出了卓越貢獻的不同時代的社會活動家和革命家。祖母不能滿足于安穩的聯隊長夫人的生活,與“契可夫式的英雄”私奔,開始了她創立巡回圖書館啟蒙民眾的事業。但她的戀愛觀僅是以戀愛的權利否定婚姻的義務,在性的道德上,嚴格得與道學者一樣。所以,當她后來發現這位革命的丈夫背叛了她,她盡管帶著女兒離家出走,卻仍然決意一生為他保守貞潔。母親最初和一位無產階級革命家同居,但因當時的白色恐怖,她不得不躲避在技師M的家里做家庭教師。他們之間盡管政治主張完全不同,卻萌發了熱烈的愛情。但這并未影響她對流徙中的丈夫的愛情,她陷入同時戀愛兩個異性的矛盾之中。母親與祖母的不同在于,祖母認為愛是唯一的,二者必擇其一;而母親則聽憑感情和機運的驅使,即使和M生下一個女兒之后,也不時在兩個情人之間周轉同居,她認為自己處于“和常人一樣地能夠理解感情的多樣性和復雜性的人間”。后來,她又聽憑相互之間感情的消弭,而與兩個戀人先后分手,與比她年輕很多的廖勃柯夫結婚。就是這樣一位解放的女性也不能理解她女兒對待愛情和性的態度。大革命后因住宅不足,她與女兒,和丈夫同住了一個房間。但不久,她就發現女兒懷了孕,女兒卻不知道孩子是廖勃柯夫的,還是其他同志的。而且,女兒不承認對自己母親造成了傷害,因為她并不愛母親的丈夫,甚至從沒有戀愛過。女兒還振振有辭地宣布,“戀愛是非有工夫不可的”,“在這種一切時間都被奪去了的革命時代”,“我們偶然碰到,兩個人感到幸福的時候,我們就尊重了這個時間”,“這是誰都沒有責任的”。那么,“這種事件究竟怎樣解釋才好呢?這是一切道德律所不能容許的淫蕩呢?還是由新生活所招致而從新興階級的任務中所產生的見解———就是新道德?”這個問題正是母親和作者留給我們去思考的。
         柯倫泰的《戀愛之路》三部曲,還有《新俄大學生日記》、《右邊的月亮》等,當時被統稱為“蘇聯的性文學”,這些作品在當時的確是引起了“吃驚”和“混亂”。夏衍譯《戀愛之路》中收入了林房雄作、默之譯的一篇文章,專門討論柯倫泰夫人的戀愛觀,這篇文章的觀點就認為柯倫泰夫人在“三代的戀愛”中所想指示的并不是“過渡期的淫蕩”,“實是有著新生活,新感情,新概念的階級中的新道德”。這種認識在當時恐怕是起到了不好的影響,成為反蘇聯宣傳。所以,夏衍后來專門寫了一篇文章來說明應該如何正確地理解這些小說所反映的現象。他強調,柯倫泰所描寫的“只是革命過程中間的少數前衛分子適合于當時客觀條件而遂行著的非常態的性的行動,而決不是表明著新興普洛塔利亞階級對于性愛問題的理想”。是特殊的,一時性的“過渡性的事實”,而不是整個社會的傾向,并用列寧對于性愛問題的觀點批駁了這種杯水主義的行為和理論。(沈端先:《〈戀愛之路〉〈華茜麗莎〉及其他———所謂“蘇聯性文學“問題》,《文藝講座》第1冊,神州國光社1930年4月)當時倍倍爾的《婦人與社會》和柯倫泰的《戀愛之路》被稱為“兩本現代青年男女底必讀書”(《兩本現代青年男女底必讀書》,《開明》第2卷第8期)。
         戀愛問題和性問題本來就是當時“最盛的”話題,更何況柯倫泰的作品是以蘇聯新女性為主人公,其過激的性觀念和行為不僅讓正人君子震驚,即使在生活和思想上都享有著相當自由的最進步的女性也“全然吃驚了”。柯倫泰本人認為她的動機是“把大戰后文明國所現出的兩性關系的變化,來試作新的性的關系的心理的研究的”(林房雄著,默之譯《新〈戀愛道〉》,《戀愛之路》,第89頁),所以她反映的未必是蘇俄特有的,而是“世界底的事象”。出于她對于女性評價標準應從家庭的義務轉移到社會的義務的一貫主張,所以她特別強調不要從“家庭道德”來否定她的人物,而要從她們對于自己的階級、國家和人類全體的貢獻來“奉獻著充分的尊敬”(柯倫泰夫人著,楊騷譯:《赤戀·序》,上海北新書局印行,1929年,第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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