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u id="ocsag"></menu>
  • <menu id="ocsag"></menu>
    <nav id="ocsag"><strong id="ocsag"></strong></nav>
  • <xmp id="ocsag"><menu id="ocsag"></menu>
  • <xmp id="ocsag">
    社科網首頁|客戶端|官方微博|報刊投稿|郵箱 中國社會科學網

    中國文學網

    宮體詩文獻記載之矛盾分析

    徐國榮/梁必彪
    內容提要 自初唐開始,人們對宮體詩與蕭綱詩歌大都給予負面的評價,認為“亡國之主”必有“亡國之音”,其原因主要出于當時的政治需求。而初唐史書在宮體詩的文獻記載上又模糊而不準確,甚至有相互矛盾之處,比較魏徵與姚思廉的史論可得之。這種矛盾與政治需求又導致了唐宋時期對宮體詩文獻記載的相互矛盾,尤以《大唐新語》和《資治通鑒》的記載影響最大,一直左右著現代學人的價值判斷。如果我們正本清源,從這些文獻記載的先后及其可靠性進行仔細辨析,則可以厘清宮體詩的源流,找出材料記載的依據,理解其被妖魔化的原因,從而作出較為客觀的學術史判斷。

      盡管學術界對宮體詩的具體內涵與評價尚有爭議,但基本一致地認為其名稱起于梁簡文帝蕭綱,一直流行到唐太宗之時,其最主要的特征是“艷情”,也就是聞一多在《宮體詩的自贖》中所說:“宮體詩就是宮廷的,或以宮廷為中心的艷情詩,它是個有歷史性的名詞,所以嚴格地講,宮體詩又當指以梁簡文帝為太子時的東宮及陳后主、隋煬帝、唐太宗等幾個宮廷為中心的艷情詩。”①但是,如果我們將歷史上有關宮體詩記載的文獻梳理一下的話,就會發現,這些記載有著較強的模糊性,有些材料的真實性是非常值得懷疑的,甚至完全是杜撰的,如《大唐新語》和《資治通鑒》所載之類,是作者當代意識的反映。這些文獻之間甚至存在著矛盾,而這些模糊與矛盾的記載既與文獻記錄者的主觀意圖相關,又往往影響著人們對蕭綱及宮體詩本身的價值判斷。事實上,蕭綱及宮體詩何以被妖魔化,宮體詩的名稱究竟起于何時,唐宋時期的史料何以有著模糊而矛盾的記載,對蕭綱及宮體詩的評價又為什么相差較大,學界仍然沒有清晰的辨析。所以,如要對宮體詩作一公正客觀的價值評判,就需先厘清這些原始性的文獻記載之先后及其淵源,進而分析其矛盾及其原因。

      一、政治需求與材料杜撰:從《大唐新語》的一則材料說起

      劉肅《大唐新語》卷三《公直第五》:

      ()太宗謂侍臣曰:“朕戲作艷詩。”虞世南便諫曰:“圣作雖工,體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而今而后,請不奉詔。”太宗曰:“卿懇誠如此,朕用嘉之。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乃賜絹五十匹。先是,梁簡文帝為太子,好作艷詩,境內化之,浸以成俗,謂之宮體。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集》,以大其體。永興之諫,頗因故事。②

      劉肅于唐元和時曾為江都主簿,生活于中唐時期,這段關于宮體詩與《玉臺新詠》關系的記載,常被后人引用,作為評論宮體詩之產生及價值判斷的原始依據,如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錢基博《中國文學史》等皆信從其說。其中,關于虞世南的勸諫故事,應是真實而合理的,《舊唐書·虞世南傳》不載其事,而《新唐書·虞世南傳》則采之入史,且將第一句改為:“帝嘗作宮體詩,使(虞世南)賡和。”③也就是將“艷詩”直接改作“宮體詩”。南宋計有功《唐詩紀事》卷四“虞世南”條不載此事,而歸之于卷一“太宗”條,蓋亦取之《新唐書》。但兩唐書與《唐詩紀事》都沒有記載所謂蕭綱令徐陵撰《玉臺新詠》“以大其體”的“故事”。本來,這是兩件不同的事,《大唐新語》的作者為了達到勸諫的目的,強行將兩者牽扯到一起,所以最后加上一句:“永興之諫,頗因故事。”永興,即虞世南,因其嘗受封為永興縣子。事實上,劉肅距離徐陵已有二百余年,此前相關宮體詩和《玉臺新詠》的記載,從未出現所謂蕭綱“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之說,更無令徐陵撰《玉臺新詠》“以大其體”的說法。而且,從古今常理及邏輯推理來說,這也是情理不通的:既然已經追悔少作,何以還要變本加厲地“以大其體”?所以,后人在梳理宮體詩的淵源時,或引之而不作解釋,或者亦難以釋之而不引,如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關于宮體詩的淵源,引用了諸多材料而沒有征引此條。本來,劉肅作《大唐新語》的目的便是為了政治鑒戒,正如其《大唐新語后總論》所云:“自微言既絕,異端斯起,莊、列以仁義為芻狗,申、韓以禮樂為癰疣,徒有著述之名,無裨政教之闕。圣人遺訓幾乎息矣。昔荀爽紀漢事可為鑒戒者以為《漢語》,今之所記,庶嗣前修。”④所以,劉肅為了達到政治勸誡目的,解釋“永興之諫,頗因故事”的可能性,在他生活的當時,蕭綱及其宮體詩的淫靡艷詩已為定評的大背景下,他借機杜撰出“以大其體”的故事,將兩件本不相干的事情嫁接在一起,以為其書的鑒戒動機而張目。對于“大其體”這種明顯不通情理與不合邏輯的說法,由于材料出自唐代,人們總是認為其可信,努力地為其尋找合理的解釋,故有論者以為:“這樣編選一部歷代艷詩的總集,重點選錄宮體之作,同時沿波討源,選錄漢魏以來有關婦女題材的作品,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從歷史淵源方面為宮體詩的存在找到了依據,從而達到為宮體詩‘大其體’,抬高地位的目的。這種努力雖不可能充分地消解正統派的責難,但也確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為宮體詩辯護的作用,自有其理論上的價值與意義。”⑤事實上,當時宮體詩風熾行,根本不需要什么理論依據與歷史淵源作為支撐,裴子野《雕蟲論》中所批評的“淫文破典,斐爾為功”乃指蕭齊時的學風,而非針對宮體詩。蕭綱也從未有“追悔”之說,“晚年”云云更與史實不合。所以,有域外學者以他者眼光指出:“在故事里,虞世南根本沒有提到蕭綱或者《玉臺新詠》,是劉肅給故事加上了一個‘道德尾巴’,在這個‘道德尾巴’里,通過推斷和聯想,傳達出劉肅本人希望傳達的道德教訓。”⑥劉肅之記確實甚為“笨拙”,他說簡文帝既悔其少作,卻反欲“大其體”,因而令徐陵作《玉臺新詠》。這與此前關于宮體的記載完全不合,也無其他文獻依據。而且,這與虞世南的勸諫毫無關聯,只是為了襯托出唐太宗的英明,將梁簡文帝拉過來作為反面教材,硬生生地加上“道德尾巴”,蕭綱也被妖魔化,成就了劉肅完全不合邏輯的道德說教。這只能說明,在劉肅《大唐新語》的時代,蕭綱與宮體詩本身已經是“艷詩”或麗靡、淫靡、妖艷詩歌的代名詞,是負面詩歌的化身,故而,在需要正面說教的時候,可以毫不費力地將其信手拈來,當作反面教材。

      當然,劉肅杜撰出虞世南“頗因故事”的勸諫,也是利用了虞世南與徐陵的關系。因為徐陵在陳代乃“一代文宗”,虞世南為其后輩,曾受其嘉許,《舊唐書·虞世南傳》說他“善屬文,常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⑦《新唐書》虞氏本傳亦曰:“文章婉縟,慕仆射徐陵,陵白以類己,由是有名。”⑧若徐陵《玉臺新詠》真有“大其體”之事,與虞世南勸諫唐太宗作宮體詩正相牽連,兩唐書本傳中不容不載之。而唐太宗弘文館學士中,褚亮、姚思廉等人皆與徐陵有舊,屬徐后輩,亦皆崇徐陵。姚思廉之父姚察,在陳時亦受徐陵推重。即使姚思廉在史書中有所避諱,對徐陵撰作《玉臺新詠》曲筆而諱之,但兩唐書沒有隱諱的必要,卻也沒有將《大唐新語》之載與虞世南聯系在一起。當然,姚氏父子在《梁書》《陳書》的相關記載中,對蕭綱以及徐陵、庾信的記載與評價,包括對宮體詩的態度,與魏徵、令狐德棻等人確實明顯不同,涉及相關宮體詩的評價問題,后文詳論之。

      事實上,在劉肅之前的開元時期,李康成撰《玉臺后集》,在序言曾說過:“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事東朝,特承優遇。時承華好文,雅尚宮體,故采西漢以來詞人所著樂府艷詩,以備諷覽。”⑨雖然徐陵撰《玉臺新詠》的時間尚有爭議,但這個“以備諷覽”的說法比“以大其體”之論明顯要合理得多,也完全符合正常的邏輯。其“時承華好文,雅尚宮體”的說法也與初唐時期的史書記載完全一致。只是,他沒有明確指出“宮體”名稱的具體由來。那么,初唐距離梁陳最近,今天保存下來的正史資料亦多,這些材料是如何描述“宮體”詩的來龍去脈及其與蕭綱之關系的呢?

      二、初唐時期對“宮體”之號的記載及魏徵、姚思廉的不同評價

      據現存資料,最早對“宮體”之號記載的是初唐時期的幾部史書:

      (姚思廉)《梁書·徐摛傳》: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高祖聞之怒,召摛加讓,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高祖意釋。⑩

      《梁書·簡文帝紀》:(蕭綱)雅好題詩,其序云:“余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傷于輕艷,當時號曰“宮體”。(11)

      (魏徵)《隋書·經籍志》:梁簡文之在東宮,亦好篇什,清辭巧制,止乎衽席之間,雕琢蔓藻,思極閨闈之內。后生好事,遞相放習,朝野紛紛,號為宮體。流宕不已,迄于喪亡。(12)

      姚思廉與魏徵以及《周書》署名作者令狐德棻是同時代人,《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壽也約略同時,但因為身份地位以及南北二史成書較后的關系,李延壽對“宮體”的記載完全因襲姚、魏二氏。既名曰“宮體”,當然是指梁簡文帝蕭綱為東宮太子之時,而蕭綱為太子始于梁武帝中大通三年(531)五月,時年二十九歲。在此之前,類于“宮體”的新變之詩已經流行開來,所以《梁書·簡文帝紀》說他“雅好題詩,其序云:‘余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后緊接著又說:“然傷于輕艷,當時號曰宮體。”這樣的記載當然并不是說蕭綱七歲尚不是太子時就有“宮體”的稱號,所謂的“當時”乃是姚氏的追述,籠統地指稱前朝簡文帝的時代。同樣的情況,《梁書·徐摛傳》中所謂“‘宮體’之號,自斯而起”云云,也是姚思廉有意模糊的一種表述。因為徐摛在天監八年(509)三十六歲時被梁武帝選為蕭綱侍讀,當時蕭綱七歲,為晉安王,徐摛詩風的流行,當然不能說“春坊(東宮)盡學之”,更不能說“‘宮體’之號,自斯而起”。這樣的表述是史書作者時間延后的表述方式,若不仔細辨析而還原歷史現場,確實易起誤會。況且,梁武帝因恐此風的盛行而召見徐摛,不可能是在二十多年后“‘宮體’之號,自斯而起”的時候,只能是蕭綱為太子之前的少年時期。蕭綱自云“余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是否正好與徐摛為侍讀相關,抑或是巧合,我們不得而知,但在中大通三年——蕭綱為太子之年,徐摛出為新安太守,可以說,他一直伴隨著蕭綱的青少年時期,對蕭綱的影響確是很大。從天監八年到中大通三年,二十多年間,蕭綱不是太子,雖然艷體詩風盛行,卻不能說“宮體詩”流行朝野,只能說“徐庾體”的興盛。因為這段時間只有“徐庾體”之號而無“宮體”之稱。下列資料可為證據:

      《梁書·庾肩吾傳》:初,太宗(蕭綱)在藩,雅好文章士,時肩吾與東海徐摛,吳郡陸杲,彭城劉遵、劉孝儀,儀弟孝威,同被賞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逾于往時。(13)

      《周書·庾信傳》:時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為左衛率。摛子陵及信,并為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綺艷,故世號為徐庾體焉。當時后進,競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14)

      《周書·文閔明武宣諸子傳》:趙僭王招,字豆盧突。幼聰穎,博涉群書,好屬文。學庾信體,詞多輕艷。(15)

      從時間的重合、內容與形式的相同上看,“徐庾體”與“宮體”并無差別。只不過,徐摛與庾肩吾年齡較蕭綱為長,他們圍繞在蕭綱身邊,也影響著蕭綱,當蕭綱年紀尚輕,未能產生廣泛影響時,這種詩風被稱為“徐庾體”。等到蕭綱長大,在社會與詩壇都產生重大影響時,尤其是為東宮太子之后,這種詩風更加興盛,且以蕭綱為中心,故稱“宮體”。徐陵和庾信與蕭綱同輩,受到蕭綱及其父輩的影響,當然也是這種詩風的實踐者與擁護者。庾信入北后,雖然詩風變得蒼涼了,但在北方的影響依然是其以前的風格,所以趙僭王招“學庾信體”的結果只能是“詞多輕艷”。徐陵、庾信后來在文學成就與影響上均超過其父徐摛、庾肩吾,他們又同時服務于蕭綱左右,使得人們認為“徐庾體”之稱是以徐陵與庾信為中心,并且一直存在到蕭綱死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四八謂徐陵“文章綺麗,與庾信齊名,世號徐庾體”(16)。又謂庾信“初在南朝,與徐陵齊名。故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序》稱:‘徐陵、庾信,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采。詞尚輕險,情多哀思。’……然此自指臺城應教之日,二人以宮體相高耳”(17)。一曰“徐庾體”,一曰“宮體”,將兩者完全等同。且以《周書》與《北史》為依據,實不足憑。事實上,“徐庾體”只是“宮體”之前的稱謂,當以徐摛與庾肩吾為主,從以上所引材料可以看出他倆對蕭綱及徐陵、庾信的影響,而當蕭綱入主東宮——“宮體”之號因之而起之后,再也沒有什么“徐庾體”的稱號了。特別是蕭綱死后,徐陵、庾信再也沒有機會共同在一起倡導與寫作艷體詩,當然更談不上什么“徐庾體”了。所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云也是籠統而模糊的,從嚴格的邏輯推理上說,是不夠嚴謹的。而造成這種情況的根源正在于唐初史書和唐宋時期相關文獻的記載。

      值得注意的是,上引《梁書·庾肩吾傳》所謂“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的詩風當然指的就是宮體詩,但姚思廉并沒有使用“宮體”一詞。事實上,在宮體詩最為流行的梁陳時代,姚氏父子的《陳書》中沒有只字記載“宮體”,《梁書》中也只有上述兩處如此籠統模糊的記載,且沒有負面的價值評判。所以,上引《梁書·徐摛傳》將這些不同時間發生的事件雜糅在一起敘述,容易讓人對宮體詩的流行產生錯覺與誤解,模糊了具體時間,淡化了“宮體”作為“淫靡”“淫艷”的負面形象。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是“宮體”詩在初唐時期所承受的負面評價,讓人對其保持政治上的高度警惕,另一方面是姚氏父子對蕭綱及徐庾父子特殊的情感與曲為回護的同情態度。

      蕭綱與宮體詩在初唐時期已經成為“亡國之主”與“亡國之音”的代名詞,宮體詩作為淫靡艷詩已成定評,蕭綱時開始盛行的宮體詩影響甚遠,這是不容回避的客觀史實。蕭綱個人品行無虧,梁朝亡于侯景之亂也并非他的責任,但他畢竟有著“亡國之主”之實,加上“宮體”之號自他而起,此后的陳后主、隋煬帝兩者聲名不佳,也都是真正的“亡國之主”,也都愛好宮體詩,并且倡導與創作了《玉樹后庭花》等宮體詩歌,于是,在“亡國之主”必有“亡國之音”的政治想象中,“宮體”等同于“亡國之音”。而唐太宗時期的政治氛圍一直對此保持高度敏感,史書在記載陳后主、隋煬帝及其相關文學活動時,總是持以警戒的口吻與批判的目光。魏徵尤其關注這些,他不但常常在唐太宗面前勸諫,在相關史書中一再表達此意,如:

      《隋書·音樂志上》:及后主嗣位,耽荒于酒,視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聲樂,遣宮女習北方簫鼓,謂之《代北》,酒酣則奏之。又于清樂中造《黃鸝留》及《玉樹后庭花》《金釵兩臂垂》等曲,與幸臣等制其歌詞,綺艷相高,極于輕薄。男女唱和,其音甚哀。(18)

      《陳書·后主紀論》:(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曰:)后主生深宮之中,長婦人之手,既屬邦國殄瘁,不知稼穡艱難。初懼阽危,屢有哀矜之詔,后稍安集,復扇淫侈之風。賓禮諸公,唯寄情于文酒,昵近群小,皆委之以衡軸。謀謨所及,遂無骨鯁之臣,權要所在,莫匪侵漁之吏。政刑日紊,尸素盈朝,躭荒為長夜之飲,嬖寵同艷妻之孽,危亡弗恤,上下相蒙,眾叛親離,臨機不寤,自投于井,冀以茍生,視其以此求全,抑亦民斯下矣。……古人有言,亡國之主,多有才藝,考之梁、陳及隋,信非虛論。然則不崇教義之本,偏尚淫麗之文,徒長澆偽之風,無救亂亡之禍矣。(19)

      《梁書》和《陳書》雖由姚思廉在其父姚察的舊書上最后撰成,但當時魏徵是五代史的監修官,《梁書》《陳書》的本紀史論皆由魏徵所寫。有意思的是,姚思廉雖然并不完全同意魏徵的相關觀點,卻只能采用曲筆隱諱的方法表態。如上引《陳書·后主紀論》中,他先引用了“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曰”云云,以見魏徵對陳后主崇尚宮體而“不崇教義之本,偏尚淫麗之風”的批判態度與引以為戒的修史目的,而他自己緊接著卻以“史臣曰”表明自己的態度:“后主昔在儲宮,早標令德,及南面繼業,寔允天人之望矣。至于禮樂刑政,咸遵故典,加以深弘六藝,廣辟四門,是以待詔之徒,爭趨金馬,稽古之秀,云集石渠。且梯山航海,朝貢者往往歲至矣。自魏正始、晉中朝以來。貴臣雖有識治者,皆以文學相處,罕關庶務,朝章大典,方參議焉,文案簿領,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陳。后主因循,未遑改革,故施文慶、沈客卿之徒,專掌軍國要務,奸黠左道,以裒刻為功,自取身榮,不存國計,是以朝經墮廢,禍生鄰國。斯亦運鐘百六,鼎玉遷變,非唯人事不昌,蓋天意然也。”(20)魏徵每以政教目光以視文學,加以陳后主、隋煬帝之荒淫而確有才藝,所以能夠輕易地得出“亡國之主,多有才藝”的結論,看似頗有歷史依據。他將梁陳隋三朝相連,蕭綱在個人品行上雖然與陳后主、隋煬帝甚為不同,還頗得好評,但他畢竟是“亡國之主”,又頗好宮體,容易被當作“亡國之音”的始作俑者。所以魏徵在批評陳后主、隋煬帝的同時,用道德批判的目光順便將蕭綱拉來陪斗。而姚思廉面對著同樣的人物、同樣的問題,連陳后主這樣的人物都以“天意”為之開脫,也就無怪乎他沒有對蕭綱及其宮體詩作什么非難,因而在《梁書·簡文紀論》中充滿同情地說:“太宗幼年聰睿,令問夙標,天才縱逸,冠于今古。文則時以輕華為累,君子所不取焉。及養德東朝,聲被夷夏,洎乎繼統,實有人君之懿矣。方符文、景,運鐘《屯》《剝》,受制賊臣,弗展所蘊,終罹懷、愍之酷,哀哉!”(21)對于蕭綱宮體詩僅以“文則以輕華為累”輕輕一帶而過,絕不像魏徵和令狐德棻那樣把宮體詩等同于“亡國之音”。魏徵在《隋書·經籍志》中認為宮體詩的盛行“流宕不已,迄于喪亡”,直接將亡國的責任推之于宮體詩,在《隋書·文學傳序》中更有一段為后人反復引用的評判:

      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啟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22)(李延壽《北史》卷八十三《文學傳序》完全襲之)

      令狐德棻則在《周書·庾信傳》中說:

      然則子山之文,發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體以淫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宗。故能夸目侈于紅紫,蕩心逾于鄭、衛。昔楊子云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23)

      庾信對唐初文學影響甚大,雖然入北后文風有變,集南北之大成,但在需要對宮體詩風作政治檢討時,對他與蕭綱進行批判,當然是最好的目標對象。這種情況其實最早在陳朝時已經出現。就現存資料看,最早對蕭綱及其宮體詩從政治實用的角度來要求的是何之元《梁典總論》中的一段話:“太宗(蕭綱)孝慈仁愛,實守文之君,惜乎為賊所殺。至乎文章妖艷,隳墜風典,誦于婦人之口,不及君子之聽,斯乃文士之深病,政教之厚疵。然雕蟲之技,非關治忽,壯士不為,人君焉用。”(24)這里只是說妖艷之文章無關乎實用之政教,還沒有使用“亡國之音”的評價。李延壽在《南史》中就是沿用這樣的觀點:“簡文文明之姿,稟乎天授,粵自支庶,入居明兩,經國之算,其道弗聞。宮體所傳,且變朝野,雖主虛號,何救滅亡。”(25)在他自己的這段論述后,又刻意引用魏徵的觀點:“善乎!鄭文貞公(魏徵)論之曰:……太宗敏睿過人,神采秀發,多聞博達,富贍詞藻。然文艷用寡,華而不實,體窮淫麗,義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異乎周誦、漢莊矣。”(26)雖然皆承認蕭綱的個人品行與文采,卻認為“宮體所傳,且變朝野”的情況不能救亡,只能起到“哀思之音,遂移風俗”的壞作用。

      而當陳朝與隋朝相繼滅亡,陳后主與隋煬帝又是宮體詩的愛好者與提倡者,初唐人自然而然地得出“亡國之主”必有“亡國之音”的結論。以史為鑒的史書對于近在目前的歷史事實當然更加保持警惕,這是魏徵等人樂于看到的結果。但史載唐太宗確實喜歡宮體詩,宮體詩的“艷”不僅體現在題材與字詞的內容上,也包括在格律的“新聲”形式與音樂的演奏上,《貞觀政要》卷七《論禮樂》載:

      貞觀二年,太常少卿祖孝孫奏所定新樂。太宗曰:“禮樂之作,是圣人象物設教,以為撙節,治亂善惡,豈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亡,實由于樂。陳將亡也,為《玉樹后庭花》;齊將亡也,而為《伴侶曲》。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以是觀之,實由于樂。”太宗曰:“不然,夫音聲豈能感人?歡者聞之則悅,哀者聽之則悲,悲悅在于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所感,故聞而則悲耳。何有樂聲哀怨,能使悅者悲乎?今《玉樹》、《伴侶》之曲,其聲具存,朕當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尚書右丞魏徵進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在人和,不由音調。”太宗然之。(27)

      史稱魏徵直臣,實則他也善于見風使舵,能夠揣摩唐太宗心意,此處順著唐太宗意旨而論樂,實則與其對宮體詩等之評價并不相合。而唐太宗倒頗為弘通,論旨近于嵇康《聲無哀樂論》之意,也可看出他確實喜愛艷曲與宮體詩。唐太宗在個人喜好上與政治需求上可以將宮體詩與“亡國之音”分開,而他身邊的大臣們則總是對宮體詩保持警惕,這是他們各自的身份與視角的不同所致。前引材料中杜淹的論樂,在唐人后來的政治生活中仍然出現。《新唐書》卷一一九《武平一傳》中載,唐玄宗時的武平一上諫,所舉之例完全因襲杜淹。

      既然姚氏父子在《梁書》《陳書》中對蕭綱以及徐庾父子評價較高,那么在記載宮體詩及其流行的客觀情況時便處于尷尬的局面:既要直筆宮體詩流行與蕭綱作為“亡國之主”的客觀史實,又要回護蕭綱及徐、庾父子,只好采用追敘而又較為模糊的語言表述。既不能回避“宮體”流行的惡謚,又籠統地稱述“當時”宮體詩的流變情況。錢大昕《廿二史札記》中認為梁陳二史多忌諱,實有其因。可以說,姚思廉與魏徵等人雖然出發點不同,對待蕭綱與宮體詩的視角與態度也不一樣,但都由于各自的主觀意愿,在記載與評述蕭綱及宮體詩時,都有意無意地模糊了蕭綱與宮體詩的具體內容,在文獻記載上也采用了籠統而模糊的方式,只不過,姚氏是曲意回護的態度,魏氏是刻意批判的眼光。但從當時及后世的影響上來看,魏徵之論占了上風,也給唐宋時期對蕭綱及宮體詩“淫艷”的論點定下了基調。這樣的基調甚至影響到宋代司馬光等人,以致其《資治通鑒》中突然憑空出現一段從未有過的蕭綱及其宮體詩的文獻資料。這段材料的出現,其實正是蕭綱及宮體詩在文學上被“淫艷”化、在政治上被妖魔化的直接結果。

      三、《資治通鑒》的記載:蕭綱與宮體詩被妖魔化的定型

      經過唐太宗時期編纂的前朝八史之后,魏徵和令狐德棻等對待蕭綱與宮體詩的觀點深深地影響著唐人,《大唐新語》的作者劉肅之所以不顧邏輯地聯系宮體與政治的關系,當然是因為這種觀點已成定論的歷史背景。從魏徵到劉肅之間,在現存的唐代史料中,還可以看出這種觀點得到不斷強化的痕跡。唐睿宗玄宗時期的丘悅撰《三國典略》,其中徐摛之事完全抄自《梁書·徐摛傳》,又載曰:

      齊主嘗問于魏收曰:“卿才何如徐陵?”收對曰:“臣大國之才,典以雅;徐陵亡國之才,麗以艷。”(28)

      無論此事是否為實,至少反映了當時人的觀念:大國之才典以雅,亡國之才麗以艷,徐陵正是后者的代表。而為官于唐德宗貞元時期的杜確撰《岑嘉州集序》則云:“自古文體變易多矣,梁簡文帝及庾肩吾之屬,始為輕浮綺靡之詞,名曰宮體。自后沿襲,務于妖艷,謂之摛錦布繡焉。”(29)從觀點上看,自是無所發明,在文獻上也只是因襲。這些材料,包括前引李康成的《玉臺后集序》,皆出現在《大唐新語》之前,雖然沒有出現所謂《玉臺新詠》為宮體詩張目“以大其體”的說法,但對宮體詩“淫艷”“淫靡”“妖艷”的評語基本一致。《大唐新語》的記載雖無文獻依據,卻與一直以來的慣性思維與定性評價相符合,因而也就躲過了千年以來的質疑。至中晚唐,艷體詩風(或稱宮體詩風)又起,且有愈演愈烈之勢,所謂“遐思宮體,未敢稱庾信工文;卻誚《玉臺》,何必倩徐陵作序”(30)。到了司馬光撰《資治通鑒》時,雖然距離蕭梁之亡已近五百年,但在敘述侯景之亂與梁朝滅亡時,出于“資治”的目的,他借機指斥蕭綱與宮體詩,而且橫亙隋唐五代而突然出現了這樣一段文字:

      ()景遂上啟,陳(梁武)帝十失,且曰:“臣方事暌違,所以冒陳讜直。陛下崇飾虛誕,惡聞實錄,以襖怪為嘉禎,以天譴為無咎。敷演六藝,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鐵為貨,輕重無常,公孫之制也。爛羊鐫印,朝章鄙雜,更始、趙倫之化也。豫章以所天為血讎,邵陵以父存而冠布,石虎之風也。修建浮圖,百度糜費,使四民饑餒,笮融、姚興之代也。”又言:“建康宮室崇侈,陛下唯與主書參斷萬機,政以賄成,諸閹豪盛,眾僧殷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于輕薄,賦詠不出《桑中》;邵陵所在殘破,湘東群下貪縱;南康、定襄之屬,皆如沐猴而冠耳。親為孫侄,位則藩屏,臣至百日,誰肯勤王!此而靈長,未之有也。昔鬻拳兵諫,王卒改善,今日之舉,復奚罪乎!伏愿陛下小懲大戒,放讒納忠,使臣無再舉之憂,陛下無嬰城之辱,則萬姓幸甚!”上覽啟,且慚且怒。(胡三省注:言皆指實而無如之何,有慚怒而已。)(31)

      《資治通鑒》的這兩段“且曰”與“又言”,為侯景數武帝之失(當出于其謀臣王偉之手),但《梁書》與《南史》均不載,《南史》于此僅云:“時景奸計既成,乃表陳帝失,復舉兵向闕。”(32)《梁書·侯景傳》詳載其“十失”之論,于此亦不聞一言。且在數落武帝“十失”之前,對梁武帝之功德頗有稱頌,其云:“竊惟陛下睿智在躬,多才多藝。昔因世季,龍翔漢、沔,夷兇翦亂,克雪家怨,然后踵武前王,光宅江表,憲章文武,祖述堯舜。兼屬魏國凌遲,外無勍敵,故能西取華陵,北封淮泗,結好高氏,輶軒相屬,疆場無虞,十有余載。躬覽萬機,劬勞治道。刊正周孔之遺文,訓釋真如之秘奧。享年長久,本枝盤石。人君藝業,莫之與京。臣所以踴躍一隅,望南風而嘆息也。豈圖名與實爽,聞見不同。”(33)雖然下文說其“名與實爽”,其“十失”主要因其對待侯景自己之薄,并沒有對梁武帝之佞佛有何訶斥與不滿,更沒有將簡文帝之“吐言止于輕薄,賦詠不出《桑中》”當作罪狀。在“十失”最后,他還是以“清君側”之名義,表示“愿得升赤墀,踐文石,口陳枉直,指畫臧否,誅君側之惡臣,清國朝之秕政,然后還守藩翰,以保忠節,實臣之至愿也”(34)。盡管《梁書》作者同情梁武帝父子,但于重要史實還是客觀尊重的。對于蕭綱“吐言止于輕薄”的宮體詩風,唐人早已視為“淫艷”,若此段指斥為實,唐人不可能對此視而不見,恐怕早已據為批評蕭綱與宮體詩之利器了。但現存的唐人資料中根本不見這兩段話,也無任何痕跡說明其存在。而司馬光于五百余年后忽出此言,在文獻上沒有任何依據,究其實,當是其當代意識之反映。胡三省注所謂“言皆指實而無如之何,有慚怒而已”,更是想當然爾。此兩段主要說明:佞佛之患,甚于水火,而簡文宮體,乃為亡國之音耳。這兩個判斷,都是北宋時代司馬光等人在意識形態上的常識性認同,也是由于宮體詩被妖魔化已經定型,成為歷史的文化認同。正因為如此,《資治通鑒》的這段記載,特別是對于蕭綱與宮體詩的評價,在思維定式上符合唐宋以來的通行看法,在文獻上雖無依憑,卻并不為人所疑。直到現在,學術界在論及蕭綱與宮體詩時,仍有引用這段材料作為依據者。但從學理本身來說,這是需要厘清的。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宮體”之號確切地起于簡文帝蕭綱為東宮太子之時,但類似的艷體詩風早已流行,此前則稱為“徐庾體”。而由于初唐時期的政治需要,隨著“亡國之主”必有“亡國之音”的政治想象,姚思廉與魏徵等史學家在記載與評價蕭綱及其宮體詩時,從各自不同的立場出發,卻均給出了模糊的記載。但宮體詩被認定為艷體詩,且與“亡國之音”相聯系,是唐代的主基調,且一直影響到宋代及整個后世,《大唐新語》及《資治通鑒》中對蕭綱及宮體詩的記載,在文獻上沒有依據,也不能說明其來源,當屬推想,甚至是杜撰,它們只是作者當代意識的反映,不能作為原始的文獻依據以說明宮體詩之淵源。

      ①聞一多:《唐詩雜論》,《聞一多全集》第三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版,第11頁。

      ②劉肅撰,許德楠、李鼎霞點校:《大唐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42頁。

      ③《新唐書》卷一百二《虞世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3972頁。

      ④劉肅撰,許德楠、李鼎霞點校:《大唐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202頁。

      ⑤歸青:《南朝宮體詩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12頁。

      ⑥田曉菲:《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學與文化》,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314-135頁。

      ⑦《舊唐書》卷七十二《虞世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565頁。

      ⑧《新唐書》卷一百二《虞世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3969頁。

      ⑨《文獻通考》卷一八六《經籍考十三》引,《文津閣四庫全書》203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720頁。

      ⑩《梁書》卷三十《徐摛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447頁。

      (11)《梁書》卷四《簡文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109頁。

      (12)《隋書》卷三十五《經籍志四》,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1090頁。

      (13)《梁書》卷四十九《庾肩吾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690頁。

      (14)《周書》卷四十一《庾信傳》,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版,第733頁。

      (15)《周書》卷十三《文閔明武宣諸子傳》,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版,第202頁。

      (16)《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四八“《庾開府集箋注》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276頁。

      (17)《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四八“《徐孝穆集箋注》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276頁。

      (18)《隋書》卷十三《音樂志上》,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309頁。

      (19)《陳書》卷六《后主紀》,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版,第119-120頁。

      (20)《陳書》卷六《后主紀》,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版,第120頁。

      (21)《梁書》卷四《簡文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109頁。

      (22)《隋書》卷七十六《文學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1730頁。

      (23)《周書》卷四十一《庾信傳》,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版,第744頁。

      (24)《全陳文》卷五,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3430頁。

      (25)《南史》卷八《梁本紀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50頁。

      (26)《南史》卷八《梁本紀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52頁。

      (27)謝保成集校:《貞觀政要集校》,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417頁。《舊唐書·音樂志》因之。

      (28)《太平御覽》卷五八五《文部一》引,《四部叢刊》三編子部,上海:上海書店1985年版。

      (29)《全唐文》卷四五九,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4692頁。

      (30)韓偓:《香奩集自序》,《全唐文》卷八二九,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8739頁。

      (31)司馬光:《資治通鑒》卷一百六十二《梁紀十八·武帝太清三年》,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1278頁。

      (32)《南史》卷七《梁本紀中》,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21頁。

      (33)《梁書》卷五十六《侯景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846-847頁。

      (34)《梁書》卷五十六《侯景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850頁。

    极速时时彩平台极速时时彩主页极速时时彩网站极速时时彩官网极速时时彩娱乐 黄石 | 武安 | 和田 | 曹县 | 张北 | 长葛 | 茂名 | 遂宁 | 资阳 | 乌海 | 清远 | 沧州 | 海丰 | 陕西西安 | 垦利 | 莒县 | 泰安 | 嘉峪关 | 天门 | 宁波 | 宁国 | 肇庆 | 儋州 | 山东青岛 | 阜阳 | 鄂尔多斯 | 义乌 | 基隆 | 泰安 | 博罗 | 滁州 | 临猗 | 包头 | 溧阳 | 晋中 | 防城港 | 三河 | 锡林郭勒 | 天门 | 博尔塔拉 | 濮阳 | 舟山 | 湖南长沙 | 池州 | 绥化 | 商丘 | 丽水 | 江门 | 陇南 | 武威 | 林芝 | 五家渠 | 威海 | 黑龙江哈尔滨 | 金华 | 泸州 | 南充 | 滨州 | 温岭 | 大庆 | 漳州 | 牡丹江 | 惠州 | 馆陶 | 枣阳 | 诸暨 | 渭南 | 佛山 | 仁寿 | 阿拉尔 | 阿里 | 眉山 | 唐山 | 博罗 | 咸阳 | 潮州 | 鹤壁 | 江西南昌 | 三沙 | 章丘 | 吕梁 | 荣成 | 揭阳 | 澳门澳门 | 铜陵 | 姜堰 | 大丰 | 眉山 | 新疆乌鲁木齐 | 仁寿 | 云南昆明 | 攀枝花 | 武夷山 | 改则 | 廊坊 | 淮南 | 吕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