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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韜詩歌尚“奇”主“變”論

    陳玉蘭
    內容提要 近代中國經歷著“千古未有之奇變”,王韜順時應變,提出“時勢不同,文章亦因之而變”的口號,其詩歌創作正以尚“奇”主“變”為宗旨,體現在題旨意涵的求新求異和藝術風格的奇氣恢張兩方面。就選題命意而言,王韜詩歌隨著人生的萍飄蓬轉而變化,流動著新意象,體現了新意境,達到了新境界;就藝術表現而言,王韜以“奇”為準繩,提倡“恢張格律,嶄新詞句,戛然異人,以自成一家”,詩作達到了格奇、句奇、意奇。這一方面奠基于其內在的稟賦修為,另一方面取決于其外在的人生際遇,同時更關乎傳統審美取向與現代西學背景的交融,是時代氣運與個人境遇交相鼓蕩的結果。

      在經歷著“千古未有之奇變”的中國近代,王韜(1828-1897)無疑是輝光熠熠、極具影響的人物。他“著作等身”,雖“不以詩名”[1]卷首《洪士偉序》,但其實卻是晚清漢語詩歌近代化轉舵期之關鍵人物。居滬期間,在他周圍,圍繞著一個規模不小、頗為活躍的洋場口岸詩人群;他南遁香港23年,“文章開百粵”[1]卷三《有感時事》,稱得上是香港文學的鼻祖,也是溝通滬、港兩地文人的橋梁;他是“詩界革命”的先行者,對黃遵憲等有直接的幫助和顯然的影響;他助力傳教士從事經典漢詩英譯,熱衷于跟海外漢詩作者唱和,可說是最早致力于中國詩文化海外傳播的一位。王韜論詩秉持“詩貴真篤”[1]卷三《我詩》觀,在詩中,“平生所遭逢,自言無少諱”[1]卷三《我詩》,故其詩無論對創作主體的生態、心態,還是對主體所處的時代、社會,無疑都有獨具的認知價值;尤其是他主新變、尚恢奇的創作宗旨,既是對社會觀念古今激蕩的敏感,也是對思想文化東西交匯的反應,曾經引領時代潮流,并遠播海外詩壇,對近現代轉折期的詩歌研究更具意義。 

      與其言之有素、持之以恒的社會改良思想相呼應,對文學創作,王韜也提出了“時勢不同,文章亦因之而變”[2]卷九《三島中洲文集序》的口號。這“變”,一求題旨意涵的新異;二求藝術風格的恢奇。本文就這兩方面進行討論,并思考其“變”的歷史背景與詩風成因。 

      一、求新求變的題材內容 

      面對層累了數千年的詩文化遺產,王韜22歲時就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所貴乎詩者,與茍同,寧立異”[1]卷首《自序》的口號。這里的“異”,正是“不盡與古合”的“我之性情”“己之神明”,那是獨一無二的,不可復制、無可替代,可以通過“寫懷抱、言閱歷”的方式,加以“平生須眉,顯顯如在”[1]卷首《自序》的真實表現。因此,王韜的詩歌是“標新立異”的,是在創變意識下,對社會大變局中詩人日新月異的聞見和與時俱進的思想的“性情之用真”的反映,是以詩人的遄飛逸興、超凡才情而又結合了史家、政治家的遠見卓識的創作。他歷經患難,足跡廣遠,交游亦眾,視野開闊,關注現實,不僅“文章之妙與龍門(司馬遷)并駕”①,在詩壇也有“杜老浣花陸劍南,天南遁叟鼎而三”的地位,其詩“愛國憂民殆詩史”[3]《嘉應廖錫恩樞仙:七古一篇奉贈天南遯叟》,是隨其境遇的變化和履跡的遷移而層層演進的。 

      王韜的家鄉蘇州吳縣甪直鎮,古名甫里,是個傳統詩文化氛圍極為濃厚的江南水鄉,這里人文鼎盛,詩之普及化、平民化、地域化、社群化、日常生活化的態勢顯而易見。青少年時期的王韜鄉居于此,讀書應試、設塾課徒。那時寇亂未作,雙親在堂,師友親愛,愛情甜蜜,他在江南的柔山軟水中樂享溫情、推敲詩境、追尋愛情,漫吟著“人生如此致足樂,何必食粟千萬鐘”[1]卷一《錦溪詩社小集席次呈陳松瀛孝廉》之類的詩句,陶然自足。可惜好景不長,由于家鄉大水,硯田亦荒,加上家中三次被竊賊光顧,更由于設館于滬申西廨的父親突然去世,于是,原本抱持著父輩“硯田無恙書倉富,跂腳科頭好自如”[1]卷一《家大人客申江有感》的從容淡定的生活態度的王韜很快為饑所驅,到了完全陌生的洋場口岸,慨然彈鋏了。江南水鄉的詩情畫意,只引得一生回望而已。自此,王韜詩歌的選題取境,便由早年對江南水鄉慣常的優游不迫、從容淡定生活的描摹,轉向了世易時移后對洋場口岸的人文生態、內憂外患的社會現實的關注;在經歷了泰西漫游和扶桑東渡后,更以世界眼光觀照家國命運和自身境地,對轉型期知識分子心靈軌跡作了全景式的寫照,可謂與時消息,推陳出新。 

      1.洋場口岸的人文生態 

      184311月,上海開埠,除了外國商人為逐貿易之利紛至沓來外,接踵而至的還有大批傳播上帝福音的傳教士。為了對西方教義作中國本土化的宣傳,與中國本土文人開展互動,得其所助,將福音與西學譯為中文以廣傳播,為最有效的途徑。墨海書館因此而設。1846年,王韜之父王昌桂應邀入館,所做的就是幫助傳教士進行語言學習和西學漢譯的工作。因為省親,王韜曾于1848年春參觀墨海書館,驚嘆于其先進的印刷技術,并產生好奇。18496月王昌桂去世,王韜因麥氏的一再邀請,赴滬入墨海書館接替其父工作,直至186210月作為逋臣離滬南遁。可以說王韜父子是最早進入洋場口岸,并真正接觸西學、進行西學傳播的中國文人。緊接王韜之后,大批知識文化科技精英進入墨海書館工作,其中跟王韜交好的主要有李善蘭、張福喜、蔣敦復、郭友松、管嗣復、周雙庚、陳萃亭、孫笠舫等。除了墨海書館中的這些同仁外,生性豪放亢爽的王韜極具人緣,官府衙門、使館教會、行商坐賈、富室寒門、煙花巷陌,人脈廣布,因為勤于筆耕,大量日記而外,其詩作是開埠之初洋場口岸生民百態的真實寫照,是中學西學碰撞交流之早期社會文化生態的典型反映。如《詩錄》卷二《四月六日集沈氏偎鶴山房同人李壬叔蔣劍人孫笠舫分韻得酒字》一詩寫王韜與同仁壺酒排悶、黃壚買醉的情景。被剝離了原本固有的文化土壤的口岸文人,總有一種仰息于非我族類的夷人而在人格、經濟、文化上都不能與人對等的壓抑感,心靈的孤獨、精神的寂寞,令他們三五結聚,互相體貼、彼此取暖。王韜與李善蘭、蔣敦復自稱“海天三友”,人稱“海上三狂士”,原本是中國傳統文人之翹楚。詩中表現的是中國文人在墨海書館工作之余的一種生活常態,他們的靈魂中似乎總有一種“以身事夷”、不能回歸儒家文化本位的被撕裂的痛苦,這種痛苦以一種“囚鸞困鵠不得意,相逢海上悲如何”[1]卷三《贈何梅屋布衣》的難兄難弟惺惺相惜、靈犀相通的方式表達出來。 

      精神的痛苦是真實的,然而中國文人與傳教士的友誼卻也是真切的,如《詩錄》中的《送麥西士回國》組詩就有“知己平生首數公”之句,可謂出自肺腑。可見“事夷”的痛苦并不是具體哪個夷人造成的,而完全是傳統夷夏觀念根深蒂固決定的中西文化的沖突帶來的。 

      《詩錄》卷二《記李七壬叔所述語》就記述了西方傳教士與本土佛教徒之間關于“殺生”與“放生”的論爭,以及所引發的儒生的思考。這是受傳統儒家教育、也受本土化了的佛教影響,而今又已經受洗入基督教的王韜、李善蘭們的困惑,洋場口岸中西文化的沖突與交融形成的文化生態,于此可見一斑。 

      2.內憂外患的社會現實 

      鴉片戰爭后的中國,內憂外患交并,社會危機四伏,尤其是太平天國控制下的江南,民不聊生,到處都是令人傷心慘目的景象。相對于周邊的慘凄,洋場租界是較為安全的地方,于是難民紛至、精英麇集,各地的局勢、朝廷的決策、洋人的動向……各級各類的信息在這里集散。王韜身處淞滬這一信息中心,又有幾番陪同英國傳教士與太平軍高層官員交涉談判的經歷,同時又由于回鄉省親而對太平天國控制區局勢多有耳聞目睹,因此,對其時內憂外患的社會現實多有了解。所以,對現實的反映和分析,是《蘅華館詩錄》的重要內容。這種對社會問題體察的敏感和分析的敏銳,在他入職墨海書館前上海省親時就有所表現了,其《春日滬上感事》以“重洋門戶關全局,萬頃風濤接上游”來定位上海開埠對民族命運的影響,識見超卓。看到“遠近帆檣賈胡集,一城斗大枕奔湍”海外資本的入侵,王韜預感到利益驅動下不幸災難的發生,譏諷“朝廷自為蒼生計,竟出和戎第一籌”的軟弱,懷著“千萬漏巵何日塞”的殷憂,提出了他的政治見解: 

      烽火當年話劫灰,金銀氣溢便為災。中朝魏絳紆謨畫,窮海樓蘭積忌猜。但出覊縻原下策,能肩憂患始真才。于今籌國詎容誤,爛額焦頭總可哀。[1]卷一《春日滬上感事》 

      詩寫一味地和戎懷柔,只會助長異族的氣焰,而并不能消弭其對非分利益的覬覦,因此,“海疆患氣未全舒,此后豈能防守疏”,為今之計,是需要識拔重用能獨肩憂患的人才,而不要被表面的平靜蒙蔽,繼續用牽延覊縻的下策。這是王韜21歲初次踏入洋場時對外患的敏感和洞見。事實正如所料,在割地賠款的外交政策下,“財匱民為賊,時危盜即兵。循環機早伏,涕泣亂方生”[1]卷三《吾策》,不久就出現了一片的亂象。《詩錄》卷三《有客》寫“洪楊之亂”中“狂賊”的慘無人道,逃氓的流離失所,士紳的迂腐無能,官兵的不堪一擊,洋人的包藏禍心,以及朝廷勾結洋人以鎮壓本國民亂的國策的無恥。“江山滿目悲殘劫,云物遙天有殺機”[1]卷三《從舟中望金陵諸山》,內亂對生民的涂毒觸目可見,但外患則透露出更加兇險的殺機,災難還遠遠沒有結束——這幾乎是貫穿于離鄉之后的王韜整個創作生涯中的詩歌主題。 

      3.泰西扶桑的履齒屐痕 

      所謂禍兮福之所倚,以戴罪之身逃匿于孤島香港的王韜,竟不期然地獲得了東西漫游的機會,讓他旅跡廣遠、眼界大開,這種幸運是坎坷命運對他的一種成全。記錄游歷泰西、扶桑的履齒屐痕,是《詩錄》的重要內容,也是王韜對傳統詩人的自然超越。王韜的詩歌寫海外游蹤所歷的地理景觀、人文氣象,令人耳目一新。如游英國杜拉山、倫伯靈園,游日本墨川、江戶、柳橋、新橋、深川、根津、日光山、神戶等,都有詩紀事。王韜的海外詩歌以新意象,表現新意境、新思想,是“詩界革命”發生期的標志性成果。這些紀游詩既是《詩錄》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互見于其游記——《漫游隨錄》《扶桑游記》中,構成一種互文關系,詩意顯豁,有很強的可讀性。但王韜的海外漫游絕非純粹游山玩水者可比,他的身世之感、鄉國之情以及對時事的憂念、對世事的思考,往往也藉詩作加以表現。比如旅英期間忽得家書的喜出望外,襯托的是客中為客者游根不定的獨立蒼茫之感: 

      一從客粵念江南,六載思鄉淚未干。今日擲身滄海外,粵東轉作故鄉看。[1]卷四《游園翼日忽得家書口占二絕句》 

      再如其自題小像之作,緣起于英國倫敦畫館出于對東方學者王韜的好奇與欣賞,特意為其攝像懸置閣中,因有此作。但離家萬里之外的王韜在這頗足以洋洋自得的一刻,心頭揮之不去的仍是其無法洗刷的逋臣身份帶給他的羞慚之感,以及無論身處何時何地對家國君親始終無法棄置的牽掛和愨誠。詩曰: 

      九萬滄溟擲此身,誰憐海外一逋臣。年華已覺隨波逝,面目翻嫌非我真。尚戴頭顱思報國,猶余肝膽肯輸人。昂藏七尺終何用,空對斜曛獨愴神。 

      安得空山證夙因,避人無術且依人。有生已受形骸累,到死難忘骨肉親。異國山川同日月,中原天地正風塵。可憐獨立蒼茫里,撫卷聊看現在身。[1]卷四《自題小象》 

      王韜旅日,是日本知識文化界頗感歡欣的大事,影響廣遠,哪怕在王韜回國后,對他念念不忘、時時回訪的日本友人頗不乏人。王韜廣與之交,并熱衷于聚飲唱和,在當時國際關系矛盾復雜的時事中,頗不忘以詩為具,發揮其群怨諷喻的政治作用。如他返國后題贈日本“興亞會”會長長岡護美奉使荷蘭的詩作[1]卷六《贈日本長岡侯護美時方奉使荷蘭》,在“亞洲與國我為大”的前提下,肯定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呼吁文化同源、唇齒相依的中日兩國不應刀劍相見,而應睦鄰友好、聯合馭遠,體現了睜眼看世界后以“熟諳外交”自居的王韜從民族主義立場出發的外交觀念。 

      4.轉型期知識分子的心靈軌跡 

      詩寫性靈。深受袁枚、郭麐、龔自珍影響的王韜,其詩集中最多的自然還是寫心之作。作為處在社會變革期的洋場口岸知識分子,王韜心靈軌跡之演變頗具時代特點和典型意義,其演變流程體現在詩中鮮明的階段性特征上,試各以詩篇為例作簡單說明。 

      一是初至洋場時十字路口上的徘徊和回望。如《詩錄》卷二《小舟倡仄殊甚苦之因念此行慨然有作》一詩,寫于探親返滬之際,中有“放逐海濱吾計左,幾時歸臥故江邊”之句,表現了進退失據的猶疑不定。 

      二是眼界初開后文化立場選擇時的決絕和企望。如卷二《顧師寄示七律一章獎勸甚至謹步原韻奉呈》一詩,寫于王韜以身事夷,頗招物議,其師顧惺以儒家科舉功名相勸勉之時,“不工文字不爭名,潦倒粗疎了此生”、“人為宕子求閑境,詩入商音失正聲”等句,表達了悖離傳統、“一意孤行”的決心。 

      三是時事動亂中儒者本位的回歸和重塑。如卷三《有感時事》,寫清廷欲借西人之手鎮壓國內反抗,“借師能助順,飛炮善橫攻”,這讓王韜敏感到一種民族主義的殷憂,從而起“書生思報國,徒此抱孤忠”的儒生報國紓難之想。 

      四是九死一生后跌回文人原型的懊喪和心悸。如卷三《續夢中句》,作于上書事敗南遁之初:“已薄功名等芻狗,徒工文字學妃豨。乾坤多難身還在,忠孝無成志竟違。河朔王通慚獻策,關中龔舍羨知機。從今絕口談兵事,閉戶空山對夕暉。”完全是心有余悸下銷聲息影、離塵出世之想。 

      五是放眼世界后作為新型知識分子的重振和擔當。如訪日期間受日本友人的鼓舞,在羌無虛日的你唱我和中,有留別吳瀚濤詩曰:“平生豪氣俯凡流,今日逢君讓一籌。舉世豈真無北海,論交當自有南州。從茲一別七千里,此后重逢五大洲。天下事今猶可挽,出山霖雨為民謀。”[1]卷五《留別吳瀚濤少尉之二》詩中一派霖雨蒼生的自信和豪情。 

      六是晚年衰病后無可如何的悲歌和浩嘆。如日本寺田望南來中土回訪,王韜歌曰:“木末西風一雁過,傳來消息駭鯨波。放懷今古雄才少,喜事乾坤亂日多。獨客憂時聊痛哭,今宵對酒且高歌。試看長劍天邊倚,幾度停杯手自摩。”[1]卷六《寺田望南從日東來偕其國詩人岡鹿門邀諸名士集飲酒樓……即席呈詩因和其韻之二》乾坤浩蕩,英雄末路,油然興感。 

      總之,一心想在變動不居的時代找到自己的位置以顯身手的王韜,終究因尸位者的昏聵而落了個一生飄零、豪氣消盡的命運,只能懷著先知先覺者的孤獨幻滅感,杯酒解愁,徒喚奈何。在這過程當中,隨著境遇的跌宕起伏、視野的不斷開闊,內心世界自然不可能波瀾無驚,訴之于筆端的,都是時代大題目,關乎人生大意義,王韜竟“不知其為詩也,祇自寫其情之不容已焉爾”[1]卷首《洪士偉序》引王韜語,其中分明流動著閉目塞聽者筆下鮮見的新意象,達到了無與世事者難以企及的新境地,在仍然閉關鎖國的當時,無疑是新人耳目的。 

      二、奇氣恢張的創作風格 

      就藝術表現手法而言,王韜尚“奇”。嶄新創變的內容結合了尚“奇”的表現手法,形成了王韜詩歌獨特的風格。 

      王韜在為日本友人栗本鋤云之戚湫村所撰的《跋〈湫村詩集〉后》中說:“余于詩亦欲以奇鳴”。此文撰于他扶桑東游期間,文中他綜括當時日本詩壇,認為“東國之詩至今日誠稱極盛矣,清俊秀逸、纖秾雅麗,無所不有”,但也不無遺憾地認為“若其恢張格律,嶄新詞句,戛然異人,以自成一家,而以奇鳴于世者實罕”[2]卷十一。可見“奇”是他論詩的重要標準。而“奇”體現在“恢張格律”、“嶄新詞句”、“戛然異人”諸方面,這些因素相綜合,就形成“自成一家”的風格。具體而言,“恢張格律”和“嶄新詞句”,是詩之“奇”在體式、語言上的要求,是形式上的表現;“戛然異人”則是對詩意內涵方面的要求。試分而述之。 

      首先是“恢張格律”,即詩體選擇之“格奇”。 

      王韜于詩無體不工,并各有特色,“五律多深穩,七律多清秀,五古兼參選體,七古縱橫跌宕。”[1]卷首孫文川《詩評》但比較而言,他對詩體的選擇還是有偏好的,這種偏好隨著年齡的增長、處境的變化而變化。總體而言,王韜早年詩歌不乏相思愛情、山水閑逸之作,整飭精工,清麗芊綿,有玉溪生、韓冬郎痕跡;但古體,尤其是七古和歌行體,是他創作成熟期的偏嗜,也是他最為擅長的一類。特別是在弱冠饑驅、耳聞目睹并親身經歷了種種的滄桑巨變后,古體詩的創作尤具特色。他曾說:“余詩喜于長槍大戟中求生活,不能作細針密縷也。”這里的“長槍大戟”指的是對習傳的篇有定句句有定字的格律詩在容量上的多方擴充,“不能作細針密縷”則是對拘泥于平仄、謹守著偶對的格律詩在形式上的自由突破。他曾明確地提出:“韻學切母之法,乃系梵音。古人本無平仄四聲,亦無所謂韻”,贊美不講四聲押韻的古人“所制韶濩諸樂自有天然節奏,詩三百篇皆可被諸管弦,其中所作不盡文人,雖婦人稚子,謳吟謠詠,亦能入拍”,批評“后世法則愈多,講論愈密,而愈不能明,所作亦無有及古人萬一者”。[4]以上俱咸豐九年(1859)正月二十一日記這是頗有見地的。王韜將這種自由聲律、天然節奏觀付諸實踐,這既與他豪邁不羈的個性有關,同時也是由其詩歌極具現實生活豐富性的內容決定的。王韜憂時念國,早年居滬時,見烽火四起,人民流離,與同道“每酒酣耳熱,抵掌雄談,往往聲震四壁,或慷慨激昂,泣數行下”[1]卷首《弢園老民自傳》;東西漫游后,又回復狂奴故態,“為人風流灑落,不修邊幅”[3]《平安西尾·跋》,憤世嫉俗,力倡改革。以這樣的性情入詩,“嬉笑怒罵無不成詩”[1]卷首岡鹿門《詩評》,“詩境無所不包”[1]卷首孫瀜《詩評》。這樣的為人個性、創作態度和詩歌內容,決定了與之相適宜的詩體是恢張恣肆、開合自如的古體,其中有五言、七言,甚至九言長詩,也有長短參差的古風,尤見才氣。日本鴻齋石英在和刻本《蘅華館詩錄》之《序》中贊王韜長篇大作“猶鐵浮圖臨軍,縱橫沖突,眼空四海”,并稱其“詩膽大如天”。七古如寫于“洪楊之亂”中的《聞客譚近事有感》,開端有談男兒遠志的數句:“男兒生不必封萬戶侯,死不必崇千尺邱。但愿殺賊誓報國,上紓當寧南顧憂。不然坐籌幕府出奇計,兇渠自請長繩系。功成長揖歸里閭,自此絶口談經濟。”可謂有“豪邁橫掃千人”之氣。再如《題閑日讀書圖》,在對斤斤于科舉帖括之徒作批判的同時言明立場:“要讀人間未見書,縱橫蝌蚪辨疑似。不屑沾沾兔園冊,以此弋第夸鄉里。”也可謂“氣骨雄健,思力沉著”[1]以上皆見卷首《詩評》。九言體的《至粵已逾一載辱江南諸故人投書問訊作九言一首寄黃六上舍潘大楊三兩茂才》長達一千六百余言,述己南遁前后的經歷和心理,沉抑郁怒,令人慨然。而南遁兩年后追思亡母所寫的《述哀》,更是以長長短短之句,寫漫天彌地的悲慟: 

      我欲聳身凌高穹,振聲一哭天帝耳為聾!我欲擲身下九泉,見我慈親兩載前容顏。嗚呼!我生何不逢盛隆?何乃不自我先不自后有此鞠兇丁我躬!東南半壁天地頹,白日忽匿黃埃吹。…… 

      該詩起勢突兀,承接意外,時空幻化多端,情緒賁張飽滿,用散文化的、完全突破格律限制的句法,直抒其因所謂上書太平天國事發被朝廷通緝,不得已藏匿于英人使館,老母憂懼之下一命嗚呼,卻沒能回家親視含殮的憾恨。這種長短不一的句法隨情緒的抑揚而錯落,形成跌宕起伏、變化多端的節奏,表現出凌高履險無可阻遏的天問,呼天搶地撕心裂肺的吶喊。這種自肺腑中噴薄而出的痛苦,通過騰挪跳躍的語象、高遠宏大的意象、天馬行空的想象,揪攫住讀者的心靈,以獨具一格的韻律,給人以強烈的震撼。 

      其次是“嶄新詞句”,即語言措置之“句奇”。 

      王韜曾以“詞句嶄新”四字評價曾國藩的詩,說:“大抵公于文主廬陵,故體裁峻絜,而不尚詞藻;于詩主昌黎、山谷,故詞句嶄新,而不蹈襲故常。”[1]卷九《重刻曾文正公文集序》可見所謂“句奇”就是不主故常、自鑄新詞,這從他感情充盈、形式自由、表現親情的諸多詩篇中可以得到印證。 

      王韜《瞥見》一詩,寫妻亡十九年后恍惚間“瞥見”時對亡妻的告白,私語喁喁,低回凄咽。該詩以五言、七言、四言錯雜的句式,時而亢奮激越,時而舒徐宛轉,寫人間地下、生死茫茫的夫妻,恍惚夢見時,由驚喜,到驚奇,到驚疑,最后悲從中來,百感交并、愁思錯雜的感情。其遣詞造句,完全生活化、口語化,親切自然,形象生動,毫無雕琢矯飾,從而給人一種仿佛在場的真實感。這種語言風格是王韜詩歌的特色,是對當時流行詩風的一種反動。王韜的時代,宋詩運動聲勢浩大,詩多故實、重考據,往往以典故的堆砌來晦澀詩意、表現學問。王韜不落窠臼,公開宣言“書必讀萬卷,筆不著一字。從未區宋唐,惟在別真偽”[1]卷三《我詩》。又說“余不能詩,而詩亦不盡與古合。正惟不與古合,而我之性情乃足以自見。”[1]卷首《自序》可謂對一味擬古復古詩派的大膽挑戰。詩接地氣,純用白描,使詩歌語言鮮活生動,獨具面目,王韜正以此來“嶄新詞句”。 

      結合王韜自身的創作實踐來看,其所謂“恢張格律”,指為了順應感情表達的需要,而對周規折矩的傳統格律的突破、擴展、鋪張。所謂“嶄新詞句”,指為了切合詩歌傳情達意的需求,同時也為了方便讀者的接受,而對傳統的廟堂氣、縉紳味過于濃重、過于板滯的詩歌語言,進行符合時代需要的革新。如此看來,向來被認為是以舊形式裝新內容的“詩界革命”,在其萌芽草創階段,作為先行者的王韜是對形式的革命也曾提出過要求、并進行了創新的實踐的。相反,年輩遠較王韜為晚的梁啟超在發動詩界革命時,曾提出過革命三原則:“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后成其為詩。”[5]1826這其中雖明顯地是對王韜新變詩學觀的繼承和發展,但梁氏過于強調在古典詩歌舊體式內的創新,較之王韜的“恢張格律”對傳統桎梏的突破,反而顯得局限和保守。雖然在《蘅華館詩錄》中形式上戛然獨造的詩篇也許并不是很多,但不能忽視其主觀的探求和客觀的存在,以及在詩歌史上的意義。王韜可謂中國詩體革新和近代詩界革命的先驅之一。 

      再次是“戛然異人”,即詩意傳達之“意奇”。 

      上述“格奇”、“句奇”都只是外在表現形式之奇,而決定詩美的更為重要的因素,在王韜看來是“意奇”。王韜說:“余謂詩之奇者不在格奇、句奇,而在意奇。此亦專從性情中出,必先見我之所獨見,而后乃能言人之所未言。”可見“意奇”是主體精神與客觀世界相遇合之后煥現出來的。就外部世界而言,“山川、風月、花木、蟲魚,盡人所同見;君臣、父子、夫婦、朋友,盡人所同具”,如果沒有氣稟獨具的個體精神與之神光遇合,那么反映在作品中的只會是模式化的千人一面,只有“從性情中出”,融入個體獨特的感覺、知覺、情感、思維,才能“見我之所獨見”而“言人之所未言”[2]卷十一《跋湫村詩集后》。可見他特別強調“性情”在詩歌表現“意奇”方面的重要作用。但同時,他也意識到光講性情是不夠的,文學創作不會是萬物皆備于我的只需純粹的精神就能“自我完成”的活動,它始終是對外部世界的心靈化的反映,因而他特別強調“以一已之神明入乎其中”,這“其中”,就是包括山水、人倫等等在內的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中。只有獨特的主觀精神與多彩的現實生活相結合,主、客相遇,物、我交融,才能產生“自辟畦町,獨立門戶”[2]卷十一《跋湫村詩集后》的“意奇”的詩歌。因而詩歌意奇的關鍵在于詩外功夫,在于人格氣質與人生閱歷相貫通產生獨特的生命感悟。因此,他批評當時詩壇“撦挦以為富,刻畫以為工,宗唐祧宋以為高,摹杜范韓以為能,而于己之性情無有”[2]卷十一《跋湫村詩集后》的現象,而自身高瞻遠矚,關注社會,反映時代,包舉宇內,以奇思妙想、奇聞異見充實詩歌,以新意象、新意境、新思想,新人耳目;其詩,詩中有人,詩情篤摯。 

      王韜詩歌“意奇”最典型地體現在他得江山之助的海外題材的作品中,他是海外紀游詩、海外唱和詩的初創者,有首開風氣的地位,也曾頗為自得地自詡為“歐西詞客”、“泰東詩漁”、“日東詩祖”,海外的地理山川、風土人情、文人勝流,對于長期閉鎖的國人而言,是無緣得見的全新詩料,足以令人稱奇。如《到英》: 

      歐洲盡處此巖疆,浩蕩滄波阻一方。萬里舟車開地脈,千年禮樂破天荒。山川洵美非吾土,家國興衰托異鄉。海外人情尚醇樸,能容白眼阮生狂。 

      舟車萬里犁開地脈作漫漫西游,這對中土人士而言,是有史以來破天荒的事。該詩以高度凝練的手筆,寫萬里途程、千年歷史,天地阻隔的不同邦國人文之異、人性之同,以及作為滄海一粟的人,在由幽遠的時空堆塑而成的陌生面前,既不免回望,又不禁探求的復雜心理。王韜一生可說是萍飄蓬轉,不由自主地從一個陌生走向另一個陌生,在人生的溝溝坎坎面前,正是這種好奇的情思、探求的意緒、改變的希冀在支撐著他。該詩透現了王韜獨特的精神氣質,是其人格精神與履跡閱歷相契合的產物。其他如《游杜拉山》《游侖伯靈園》《游日光山》以及寫一位日本女性感情經歷的《阿傳曲》、與日本友人的唱和詩等,都是未經人道的人情物態,反映著王韜的世界觀、人生觀、審美意識、家國情感以及女性觀、愛情觀等,自有其獨特性、豐富性和深刻性。 

      非唯海外題材的詩歌令人稱奇,作為一位豪爽之士,王韜為人親切,人樂與之交。相知深契的有所謂“海天三友”“海天五友”,其他獨立特行之士與之交深者,指不勝屈,王韜每于詩中為之作傳神寫照,如《題江東小劍海天長嘯圖》: 

      江東老劍我好友,詩名高踞詞壇久。江東小劍亦能文,須贈一斧斫其手。老劍平生意氣豪,天寒猶著單布袍。一顆頭顱欲贈人,出門仰視風蕭騷。小劍清狂亦可笑,思在海天作長嘯。山蒼蒼兮水茫茫,一聲清越驚萬竅。吾聞古者有嘯翁,一篇嘯旨傳寰中。嘯翁不作嗣響絕,誰其繼者今江東。小劍之劍亦復利,攬轡每有澄清志。要令寸鐵能殺人,幾使毛錐避無地。嘯聲忽起山月高,潛蛟聳背虎申腰。此音原非出金石,豈同盛世鳴虞韶。懷抱郁郁多憂思,中有傷時萬斛淚。掛壁吳鉤忽作聲,欲于長嘯時一試。劃然長嘯天地愁,發為浩氣成清秋。吾衰已甚不復用,明當從子海天游。 

      江東老劍即與王韜、李善蘭并列為“海天三狂士”的蔣敦復(1808-1867)。蔣敦復年長王韜二十歲,卻因氣味相投而成生死莫逆。蔣以詩文名重江南,且有經濟之才,狂放不羈,才大氣盛,有不可一世之概。江東小劍是蔣敦復長子蔣同寅,亦能文,卓犖有父風。詩以騁想夸張、詼諧幽默、生動形象之筆,抒油然歆羨、慨然感傷之情,既將蔣氏父子的不世才情、豪邁奇氣刻畫生動如在眼前,同時也寄寓了才高命蹇者有志難申的悲哀,體現了末世文人共同的精神追求和現實困境,其中無疑就有抒情主體本人的體貼同情在。而若非與畫像中人同呼吸、共患難,深情貫注,詩意當不可能達到如此境地。 

      王韜的詩歌,無論是抒情主體的音容氣度,詩中表現的情思韻致,抒情方式的節奏律動,都給人新異不同一般的印象,且在在表現出接受了西學洗禮的儒家傳統知識分子凜然、浩然、沛然之氣。他一心想在“杜之廣、李之俊、韓之兀奡,郊之寒、島之瘦、溫李之秾艷,蘇之縱橫豪放、黃之生澀槎椏,陸之溫潤、楊之疏逸之外,別樹一幟”[2]卷十一《跋湫村詩集后》,他“自成一家”的風格,正表現為上述“格奇”、“句奇”、“意奇”綜合以觀的奇氣恢張。 

      王韜十八歲應縣試,就被督學使者張芾贊為“文有奇氣”[1]卷首《弢園老民自傳》,又自謂“余于詩亦欲以奇鳴”。“奇氣”,是藝術表現之“奇”與人格精神之“氣”的融合。“奇”因“氣”生,“氣”以“奇”形,兩者結合,表現為氣勢和氣象的不同平凡,而這正是王韜一生的詩學追求。嚴迪昌先生曾說:“文學風格是作家在一系列作品中,從整體上、全局上透發出來的思想美與藝術美高度統一的一種境界美,是最為集中凝聚地體現著作家的藝術個性的外部特征。”[6]12從作品中透發出來的王韜詩學追求的獨特性和一貫性看,“奇氣恢張”正可以概括王韜詩歌的主導風格。 

      三、創作背景及詩風成因 

      《文心雕龍·體性》篇論文學風格之形成有曰:“才有庸雋,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并性情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云譎,文苑波詭者矣。”這意指影響詩文風格的因素,既有天賦的才氣性情,也有后天的學習陶染。王韜詩風是其內在豪邁放曠的氣質稟賦與外在雖迭經變故卻豐富多彩的生活遭際的折射,也是內修與外騖交相鼓蕩的結果。 

      首先是內在稟賦修為。這有很大的遺傳因素,同時也與成長期的詩文化養成有關,而后者與家教、師承的影響和鄉邦文化的浸染最相關聯。 

      王韜先祖昆山王氏,為明代巨族,明清易代之際,闔門殉國難,僅其始祖年在髫齡,趁間逸出,得存一脈,自后世代業儒。可見在王韜的家族基因中分明就有“家國肝膽”四字。王韜母朱氏,出自書香門第,自小口授以詩詞,尤其是所述古人節烈故事,每每令王韜感動莫名,以至出涕。母親的蒙學教育,自然而然地內化于其精神氣脈。其父王昌桂為段玉裁及門弟子,既潛研經學,又因晚年任職墨海書館,而在一定程度上受西學影響。王韜得父親悉心栽培,儒學功底深厚,又有開放眼光,被理雅各等西方學者認為是中國最有學問的人。王韜服膺師祖段玉裁之外孫龔自珍的經世之學,后又與龔自珍之子龔橙相交至深,往還頻密。王韜詩詞修養還受業師顧惺陶染,顧惺雖風流自賞、倜儻曠放,然頗以“積碩學為世用”[7]激勵及門弟子。此為王韜年少時家教、師承的大體情況。就成長環境而言,王韜家鄉蘇州甫里(今甪直)是晚唐陸龜蒙隱居終老之地,也是皮陸唱和發生之地。陸龜蒙自詡隱士而心系天下,散淡其外而又莊嚴其中,被魯迅稱為“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鋒芒”,在中國文化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印跡,是甫里的標志性人物,對地方人文有潛移默化的作用,甘淡泊、親風雅而又不忘世事可謂其地普遍的人文風尚。王韜在咸豐八年(1858)六月三日的日記中就曾說論詩“取法晚唐”,這里就有陸氏的影響在。傳統儒家教育和地域文化特質深刻地影響了王韜的心性氣質、立身行事、文學創作。王韜早年向往的似乎也是陸氏一般結廬山林的閑逸,這在他洋溢著綺情幻想的詩歌中有不少的表現,只是在后來不由自主的漂泊中,索性倡言“豪杰自命不凡,豈可茍阿世俗”[8]《與楊莘圃書》,不覊其外、忠愛其中,將看似隱逸的甫里先生的精神氣質中隱然而在的另一面發揮得淋漓盡致。因此,王韜務實功利,有強烈的用世之心,這都跟他先天的稟賦和成長期的修為有關,而正是這些為王韜詩歌奇氣充沛奠定了基礎。 

      其次是外在的人生際遇。王韜在序日本友人三島中洲文集時說:“文運之盛衰,固有時系乎國運之升降,平世之音多寬和,亂世之音多噍殺,若由一人之身以前后今昔而判然者,則境為之也。”[2]卷九《三島中洲文集序》詩歌創作,原本是與時代氣運、詩人境遇密相契合、如影隨形的。故詩人詩風之演變,必然關合其生命軌跡之流衍。 

      王韜的人生分為四個階段,22歲前的里居讀書以求科第時期,2235歲的彈鋏淞濱、亂世獻策時期,3557歲的遁跡天南、放眼中外時期,5770歲的北返淞滬、執掌書院時期。每次變化都是在國家滄桑、民族巨變背景下個人遭際的大挫折、大轉折,尤其是遷滬、南遁和東西漫游,非唯是王韜人生的轉折點,其影響詩歌創作也至巨。王韜獨具的稟賦修為結合了他特殊的人生遭際決定了其詩歌的選題取境,此上文已略及,不復贅言。茲就影響王韜詩藝表現得更為直接的因素再略述一二:其一是自古而今的時代審美取向,其二是自西而東的現代西學背景。 

      王韜的時代,詩壇主流是同光體。同光體繼道咸年間的宋詩派之后,繼續破除仍多痼習的詩宗盛唐的局面,其詩學路徑在宋詩派宗蘇、黃的基礎上,再辟蹊徑,進一步上溯到杜、韓,形成唐宋詩一體論,從而消弭孰優孰劣之爭。王韜雖說“于詩文無所師承”[1]卷首《弢園老民自傳》,那也只是標榜兼收并蓄、不刻意模擬而已,實際上他自然也是不能騰離于文化土壤和時代背景之外的。王韜也曾自謂“平生服膺惟坡谷,昌黎子美我其師”[1]卷四《寄潘茂才》,但王韜學宋,并非通常的以學問充實于文字、議論而已,而是承繼杜、韓之精神。清人于杜、韓,有“杜孔、韓孟”②的說法,王韜亦以之為詩歌創作道德審美的標桿,其中就包含了家國擔當意識、儒家浩然之氣等,這樣的標準因為結合了全新的歷史時空、特殊的生命體驗,而有了嶄新的詩意境界,從而表現為新的風骨格調。其次,學杜學韓也是一種藝術審美標準,這一標準在王韜的創作中不指向求險尚怪的皮相模擬,而是繼承杜韓“陳言務去”、“詞必己出”、“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9]311-312的創新精神。正如他稱贊江湜詩宗坡谷杜韓四家,表現為“言情彌真始見我,造格特創乃能奇”[9]311-312,頌揚曾國藩“于詩主昌黎、山谷”,表現為“詞句嶄新,而不蹈襲故常”[2]卷九《重刻曾文正公文集序》一樣,王韜的“格奇”、“句奇”、“意奇”的追求正是師法杜韓之精神而在詩歌內容和形式上都加革新創變的表現。“少陵無體不雄奇,韓子精神托古詩”[10],王韜亦復如是,其詩各體俱備,而尤鐘古詩,以古體最具力大思雄、涵天蓋地、淋漓酣暢之氣勢,也是古體才更具擒縱自如、恢張揚厲、變怪百出之容度。 

      另外,西學背景也直接影響了王韜的詩歌創作。王韜22歲開始子承父職,遷滬入墨海書館襄助《圣經》漢譯,南遁香港后及旅英期間又助傳教士英譯“中國經典”,繼而創辦最早的華人華文日報《循環日報》并自任主筆,從事的都是文化的跨區域大眾化傳播工作,可謂一生呼吸于國學西學沖突交融的文化環境中,如何讓所撰語言文字得到更好的傳播,是他職業化思考的問題。如在寫于18538月前后的《申請加入基督教文》中,王韜針對“今耶穌教各種著述,不乏勝義,然文風拖沓,令人讀未卒章而昏然欲睡”,“朝散之于眾,而暮入于廢紙之簍”的情況,提出“竊以為,每撰一書,其所含之教義與所用之辭藻,均當優長,令其文質彬彬。此等著述,飽學之士倡之于上,販夫走卒從之于下,無需附以講解,何患不風行哉!”③工作中這樣的思考必然滲透到其創作中。大眾傳播中的讀者接受意識,特殊的有西學背景的交游唱和群體,詩文傳播中載體、受眾的變化,“對客揮毫”、“下筆輒不自休”的詩文創作方式,自然影響其詩體選擇、語言策略、題材內容、寫作狀態。不拘格律的體式創新、不用故實的語言表現、動人心魂的真意傳達、新人耳目的奇異技巧,都是西學背景下隨著新思想、新知識、新技術的傳入,傳統詩歌創作中應有的順乎邏輯的變化。如此,嶄新題旨、恢張奇氣,尚“奇”求“變”的詩歌風格應運而生。 

      綜合王韜詩歌創作歷程和各類題材內容,可以看出其詩歌以作為詩史的敘事性和批判性、作為心史的真實性和深刻性為總體特色,創作內容上求新求變,表現風格上奇氣恢張。“三千年后數人才,誰識于今變局開?豪氣已從憂里盡,新詩多是劫邊來”[1]卷六《粱溪瘦鶴詞人見贈二律賦此奉酬即步原韻》,王韜這寥寥數語道盡了其生態、心態和詩歌形態,以及這“三態”間的此關彼聯。先知先覺的詩人獨立蒼穹,既無望當道者識拔,亦不見上帝揀選,羌無儔侶,滿腦子的新思想新觀念以求除舊布新,卻落落寡合,只能以詩自道心曲,其感慨較之袁枚的“自笑匡時好才調,為天強派作詩人”的自嘲更顯真切痛徹。好在對萬事不由自主的落拓寒士而言,文字倒是可以任由其自作主張的,于是他將“劫”余的人生碼成沉甸甸的“新詩”,砸向那個時代,無論是引人矚目還是令人側目,終究都達到了讓人過目難忘的效果。王韜尚“奇”主“變”的詩風,正是國家民族氣運與詩人個體命運交織而成的特定歷史時空下,倍受磨難的詩魂歷經掙扎而始終不屈、力求突圍的表現。 

      ①日本西尾鹿峰送王韜往游晃山序文中語,轉引自張志春:《王韜年譜》,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頁。 

      ②黃統序莫友芝《郘亭詩鈔》中引莫氏之語。 

      ③王韜《申請加入基督教文》中文本已佚,有傳教士麥都思英譯本藏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葉斌據以轉譯,載《檔案與史學》1999年第4期。 

    原文參考文獻: 

    [1]王韜.蘅華館詩錄[M].清光緒十六年刻本. 

    [2]王韜.弢園文錄外編[M]//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王韜.扶桑游記[M].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 

    [4]王韜.蘅華館日記[M].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5]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夏威夷游記[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6]嚴迪昌.文學風格漫說[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 

    [7]王韜.畹香仙館遣愁編詩集[M].臺灣傅斯年圖書館藏稿本. 

    [8]王韜.弢園尺牘[M].清光緒十九年滬北淞隱廬刻本. 

    [9]馬通伯.韓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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