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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躍進:古代文學研究應超越中西,無問西東

    陳菁霞 采寫
    內容提要 熟悉劉躍進的人都知道,他的治學生涯經歷了三次較大的轉變:從作家夢到學者夢,從現、當代文學到古代文學,從古代文學再到古典文獻學。也正是因為這數度轉變,才使得他在學術研究中有了更為宏闊貫通的視野和深切的問題意識。回首百年來的中國文學研究,其自身發展邏輯及問題是什么?新世紀的古代文學研究方向和路徑在哪里?為此,本報專訪了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所長劉躍進。

     

        1979年,漂泊海外的葉嘉瑩先生收到中國教育部批準她回國教書的信,不久,她應李霽野先生之邀去了南開大學。在南開,葉嘉瑩白天講詩,晚上講詞,學生們聽到不肯下課,直到熄燈號響起。她的那句“白晝談詩夜講詞,諸生與我共成癡”形象地記錄了當時上課的場景。“聽葉先生講課,我才知道古典文學原來這么美,完全顛覆了此前對古代文學課程刻板、政治化的印象。”回憶21歲時在南開課堂上聽葉嘉瑩先生講課的情景,劉躍進至今印象深刻。對他而言,不僅僅是來自古典詩詞的美,葉嘉瑩本人的穿著、風度、氣質,以及一口甜軟的臺灣腔,所有這一切綜合在一起的那種美的感覺,40年后的今天似乎依然還在他的眼前心底。  

        2016和2017年,劉躍進的《秦漢文學地理與文人分布》分別獲得第二屆全球華人國學成果獎和第四屆思勉原創獎。據呂思勉原創獎管理委員會統計,100位同行學者中有95%知道《秦漢文學地理與文人分布》。閱讀過該書的71人中,64人認為是最杰出成果,占閱讀過總人數的90%。

        這些,都定格成了劉躍進人生中難以忘懷的瞬間和片段。葉嘉瑩先生的課讓他喜歡上古代文學,從此投身其中。著作被評上學術獎項,雖然是民間的,但他特別看重這份殊榮,認為這是對他40年學術工作一個重要肯定,其份量遠遠重于他之前獲得的各種獎勵,至少不亞于他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的身份和榮譽。

        熟悉劉躍進的人都知道,他的治學生涯經歷了三次較大的轉變:從作家夢到學者夢,從現、當代文學到古代文學,從古代文學再到古典文獻學。也正是因為這數度轉變,才使得他在學術研究中有了更為宏闊貫通的視野和深切的問題意識。在很多學術會議上,經常會在一場場沉悶的發言中聽到劉躍進的“金句”——“研究文學,必須跳出純文學范圍;研究中國文學,必須跳出中國范圍”“誰繞開文獻,學術界一定要繞開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界正悄然經歷著深刻的變化,我們已經走出了過去那種單一僵化的研究模式,已經擺脫了過去那種界域分明的狹隘心態,以務實求真的態度拓展研究領域。最大的變化還是學者研究意識的強化,文學本位意識、文獻基礎意識和理論創新意識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全面關注”,等等。

        前不久,他發表在《深圳大學學報》的長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四十年》,經《文學遺產》公眾號推出,數日之內達到非常可觀的閱讀量。在這篇文章中,他指出,世紀之交,當迷霧散去,我們突然發現,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漸行漸遠,現代派的理論顯然于事無補,后現代派理論更是鞭長莫及。面對如此紛繁復雜的變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界似乎沒有做好足夠的思想準備,迷失了方向,或加入大眾狂歡之中,解構經典,顛覆傳統;或轉向傳統文獻學,潛心材料,追求厚重。客觀地說,古典文學研究回歸文獻學,強調具體問題的實證性研究,確實比那些言不及意的空洞議論更有價值。但不可否認,這種回歸也隱含著某種危機,長此以往,必將弱化我們對于理論探尋的興趣,最終會阻礙中國文學研究的重大突破。 

        回首百年來的中國文學研究,其自身發展邏輯及問題是什么?新世紀的古代文學研究方向和路徑在哪里?為此,本報專訪了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所長劉躍進。

     

     

        奠定終生學術方向

        中華讀書報:您是最后一撥下鄉知識青年,又是恢復高考后的首屆大學生,放在大時代里看,您個人的經歷具有坐標意義。

        劉躍進:是的,確實如此。1977年底參加高考,我剛過19歲生日,還在密云山區插隊。我大概是最后一、二撥下鄉知青,又趕上恢復高考的頭一屆,對我來講,有點承前啟后的特殊意義。我們這代人,多抱有作家夢考入中文系的(后來也確實有當上作家的,天津作協主席趙玫就是當年的同學)。因為父親在中國青年出版社當編輯,我從小有機會見過一些作家,如柳青,姚雪垠等,當紅作家浩然還到我就讀的三里屯二中做報告。他的長篇《艷陽天》《金光大道》,還有短篇小說集《喜鵲登枝》,我都很熟悉。后來被稱之為紅色經典的“三紅一創”(《紅巖》《紅日》《紅旗譜》《創業史》),還有《李自成》等,都是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我自然都讀過,也很喜歡。那時,我就幻想著到農村的廣闊天地去鍛煉,將來當作家。實際上,農村根本不是我想像的那樣,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勞動非常艱苦。半年以后,我的夢想就變了,希望當個公共汽車售票員,整天坐著,不必遭受風吹日曬之苦。 

        1977年夏秋之際聽到恢復高考的消息,異常高興,白天勞動,晚上復習功課。當年北京高考的作文題目是《我在這戰斗的一年里》。多年以后到北京師范大學慶賀郭預衡教授80大壽,才知道這題目是郭老師出的。我激動地握著郭老師的手說:終于找到活水源頭,這個題目太切合我當時的心境了。走進南開,老系主任李何林與新生見面,第一句話就說:中文系不是培養作家的地方,想當作家,就要到廣闊天地去。我剛從廣闊天地考回來,無論如何是不想回去的。開始確實不甘心,后來發現自己的知識實在可憐,這個夢想也就淡漠了。第一個假期回北京,到菜場買菜,一幫孩子看到我胸前的校徽是“南開大學”,誤念成南門大學。雖然念錯了字,我依然很興奮。那時,我最羨慕的職業已經不是作家,而是學者了。

        中華讀書報:能否就您在南開大學中文系的學習,談談當時中國古代文學學科的情況?

        劉躍進:在南開讀書時,中文系有很多著名老學者,像研究古希臘文學的朱維之,研究古文字學的邢公畹,《西南聯大校歌》的曲作者張清常,都給我們講過課。王達津老師還開過批評史的專題課。那時,羅宗強、孫昌武老師還屬于中青年老師。羅老師剛從贛南師范學院調到南開學報工作,曾指導我作畢業論文。我對漢魏六朝到唐代文學思想史研究很感興趣,就是受到王達津、羅宗強老師的影響。

        那個年代,老師們講課普遍強調政治意義。而葉嘉瑩先生的課與眾不同。她講《詩經》中的“黍離”“蒹葭”,講《古詩十九首》的興發感動,講“三曹”的生命意識,講婉約詞的寸寸愁腸,在文學欣賞中讓你體會到生生不息的美好境界。    

        葉先生感念當年南開對她的接納,至今一直留在南開。她說“書生報國成何計,難忘詩騷李杜魂”,她把一個書生對國家的報答,把李杜詩騷的精神傳達給每個學生。一直到今天,這位96歲的老人還在做著這份工作,讓人感動。“書生報國”是葉先生傳授給我們的最重要的精神財富。

     

     

        中華讀書報:您在南開時選修葉嘉瑩先生的專題課,后來又師從姜亮夫、郭在貽、曹道衡諸位先生。這些求學經歷對您后來的學術生涯有著怎樣的影響?

        劉躍進:葉嘉瑩的課,讓我開始喜歡上古代文學,讓我體會到文學中的興發感動。1980年傅璇琮先生出版的《唐代詩人叢考》對我影響也很大。他的著作雖然都是考證性的,但是從后記中可以感受到作者的人文情懷,這也叫我喜歡。從那時起,我就把古代文學研究作為自己終生追求的事業。

        大學畢業前夕報考研究生,名落孫山。王達津老師見我好學,就推薦我到清華大學文史教研組工作。剛一報到,就提出報考,很想繼續深造。按照規定,起碼要工作兩年才能報考。就這樣,兩年多的時間里,我獨學無友,教課之余就埋頭讀書。那時教研組剛剛成立,什么書都沒有,我們常常租輛小面包車(俗稱大發)到琉璃廠淘書買書。那時不像現在,出版的新書不多。只要跟古字沾邊的書,我們都買,都留下翻閱。我還特別愛讀各種治學體會的文章,逐漸發現,凡是作出成就的學者,無不注重基礎。什么是基礎?我以前只知道多讀書,多背誦,以為那就是基礎。其實,做學問是有途徑的,文獻學就是最重要的途徑。

        我讀的第一本文獻學著作是華中師范大學張舜徽先生的《中國文獻學》,眼界大開。他對歷代學術的評述,充滿情感,讓人感到親切。最近,我讀張先生的《壯議軒日記》(華中師大出版社,2018)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文獻學不僅僅是知識,也是人生的一部分,讀張先生的文獻學,我感受到學術的力量。

        不久,我看到姜亮夫先生招生的消息,做好充分準備,如愿考上了杭州大學古典文獻專業的研究生。杭州的讀書經歷,改變了我的學術方向。我開始系統地學習目錄、版本、校勘、文字、音韻、訓詁等相關知識,按照老師的指導,關注《天工開物》《夢溪筆談》等古代科技史著作。姜先生還請專家給我們講《墨子》當中的物理學、講古代賦役制度等,有些知識聽不懂,但能明白一個道理:要想深入理解哪怕很小的問題,必須有足夠的知識儲備。積學儲寶,確非虛語。姜老教書育人,是要培養粗通中國文化的學人,而不是電線桿子式的專家。

        1986年我回到清華大學任教,繼續從事漢魏六朝文學的研究。此前一年,清華成立中文系,計劃把時任中華書局副總編的傅璇琮先生調過去。因為這個機緣,我認識了傅璇琮先生。后來,傅先生又推薦我拜見中古文學研究大家曹道衡、沈玉成兩位先生。1988年,我有幸考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成為曹道衡先生的第一批博士。這讓我有機會開始系統關注沈約,關注永明文學,關注魏晉南北朝文學。

        畢業以后,我留在文學研究所工作,又體會到了新的特點。文學所原本隸屬于北大,樸學與新學并重。文學所成立的時候,科研人員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高校系統,如錢鍾書、羅大岡等。二是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如何其芳、沙汀等。所長鄭振鐸和副所長何其芳精心組建了這個學術機構,有深厚的學術基礎,有濃郁的政治意識。我在文學所工作將近30年,也深受影響,關注當下的現實人生,強調文學的理論思考,注重嚴謹的樸學傳統。

        文學研究的百年曲折 

        中華讀書報:您對長時段的文學歷史現象往往高屋建瓴,指出其現象背后的本質和規律。回顧百年來的中國文學研究,在方法論方面經歷了怎樣曲折的發展階段?

        劉躍進:20世紀初葉,文學研究逐漸掙脫傳統,走上自我革新的道路。推動這種變革的核心力量是進化論思潮。這和嚴復翻譯《天演論》的廣泛傳播有直接關系。在這樣的背景下,豐富多彩的中國文學實踐被簡單地納入到外來的觀念框架中,僅僅分為詩詞、戲曲、小說、散文等四大類。很多優秀的作品被逐出文學的伊甸園。 

        新中國成立以后的17年,馬克思主義思想占據主流意識形態,極大地改變了過去研究的面貌。按照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基本規律,歷史被分成五大階段(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新民主主義社會),文學史大致也照此劃分。這種劃分,使得文學史的發展線索更加清晰,結論自然與以往的研究大不相同。一段時間,探索文學發展的規律,成為古代文學研究的熱點。歷史的發展,肯定有其內在的發展規律,但是這種規律一定不是我們想象的那么簡單,一定還有不同的表現,不同的側面,不同的結果。改革開放之初,學術界又開始了新的螺旋式的回歸,就像20世紀初那樣,借鑒西方觀念,試圖對固有的研究模式有所突破。這種狀況到了80年代中后期發展到極致,甚至出現了極力否定傳統,力主全盤西化的現象。上世紀90年代以后,整個社會在反思過去的偏頗,開始慢慢地向傳統回歸,又出現另外一種傾向,即“思想淡出、學術凸顯”,一個突出現象是,學術研究從方法論的探索轉向實證研究和文獻研究。

        對這種現象,學術界也多有不滿。學術大廈僅靠文獻堆積就能建造出來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早在60多年前,著名學者胡厚宣就說過:“史料與史觀是史學的兩個方面,并不是對立的兩種學說。史料與史觀,必須共同相輔,才能成為史學。史料與史觀,是一件東西的兩種成分,任何一種是不能脫離了另外一種而獨立了的。史學若是房屋,那么,史觀是工程師,史料是木材磚瓦。只有工程師而沒有木材磚瓦,和只有木材磚瓦而沒有工程師,是同樣蓋不成房子的。只有正確的史觀,沒有正確的史料,和只有正確的史料,沒有正確的史觀,是同樣寫不出正確的歷史來的。”這道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實際研究工作過程中,二者之間的復雜關系常常剪不斷、理還亂。除了史料和史識之外,文學還有其特殊的生命意義。

        中華讀書報:進入新世紀,文學研究勢必要尋求新的突破,在您看來,這一突破口在哪里?

        劉躍進:如何突破?突破口在哪里?這些問題現在不好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學術界一直在探討這個問題。最初,大家從西方傳入的方法論中看到希望,人人開口說方法,文獻工作被視為敝屣,棄之猶恐不及。方法論的探索,有思想史意義,但在學術史上能留下多少東西,歷史會給出答案。90年代,學術界又醉心于文獻,以為可以解決一切空疏問題。客觀地說,這種研究,有學術史價值,卻又缺少思想史意義。新世紀以來,學術界從正反兩個方面總結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是,學術研究沒有國界,學術方法不問西東。對西方,我們開始是仰望,模仿,到后來的對話,到今天,我們可以主動設置議題,平等對話。我認為,這是一個明顯的進步。

        第二個重要變化是研究對象的多樣化。曾幾何時,學術領域猶如跑馬場,人人跑馬圈地,犄角旮旯的東西都給翻出來了,把這個園地的野草、鮮花全都踩得一塌糊涂。很多人認為,一流作家沒有研究空間,就研究二流、或者三流,甚至不入流的作家也被挖出來。其實,研究對象無所謂大小之分,關鍵是用什么眼光去審視這些文獻,用什么方法去研究這些文獻。晚明名妓柳如是肯定不是大詩人,但是陳寅恪先生通過她的詩歌和經歷,將明清之際部分江南知識分子的活動勾連起來,反映出那個天崩地裂時代的知識分子的各種選擇。

        第三個重要變化是重新認識經典。經典是一個時代的標志,經過了歷代的打磨,是歷史的選擇。我所強調的回歸經典有兩個方面,一是回歸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二是回歸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經典。馬克思主義經典不是詞句的裝飾,而是要用經典作家的思想、觀點、方法指導我們的研究實踐。譬如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通常關注經濟發展史,關注政治制度史,關注社會思潮史,關注一個時代的不同社會階層,關注一個作家的物質生活生存環境,等等。其實,這樣的基本研究方法,不僅僅屬于馬克思主義,很多非馬克思主義者,也多關注這些話題。中國的陳寅恪、王國維,西方的羅素等,無不如此。當然,思想方法相近,得出的結論未必一致。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中華讀書報:您曾經談到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界正悄然經歷著深刻的變化,而其中最大的變化是學者研究意識的強化。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

        劉躍進:過去強調學科意識,人文領域分成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中文系又將語言和文學分開,文學再分古代文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古代文學按照朝代細分。總之,學科越分越細,路子越來越窄。今天強調問題意識,就是希望走出狹隘的文學范圍,不受學科限制,遇到什么問題,就研究什么問題。這就需要我們不斷拓展,不斷補課,不斷學習。我覺得這個變化還是挺大的。過去搞文學史的人,研究李白,研究杜甫,腦子里只有李白、杜甫的詩歌,以及詩中所反映的忠君意識,愛國情懷,民本思想等一些概念化的東西。今天研究杜甫,這些概念性的東西當然不可避免,但是更要關注這些概念、思想從何而來,其背后的經濟因素是什么?環境因素是什么?還要關注杜甫所關注的一切。這就可能涉及到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等內容,還要涉及到典章制度,歷代官制,等等。跳出狹隘的學科壁壘,強調問題意識為主,這也是學術發展的必然要求。

     

        建立話語體系成當務之急 

     

        中華讀書報:在當下的古代文學研究界,論文數量呈幾何態勢增長,但給人的總體感覺是非常浮泛:缺乏新材料,沒有新觀點,已經成為古代文學研究的軟肋。在您看來,當前古代文學研究主要存在哪些問題?

        劉躍進:主要有以下六個方面:第一,項目體、學位體造就一代學人,平面克隆自己,越做越瑣碎,缺乏持續性的深入和應有的人文情懷。第二,尋求超越中的焦慮。學術研究只有在心平氣和,沒有功利目的時候,才有可能把學問做好。王國維說:“大抵學問常不懸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創獲。”講的就是這個意思。現有制度下做學問,功利心太強。第三,科學技術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書越來越多,讀書的人未必成正比。學者職業化,研究技術化,電子文獻檢索代替了讀書。第四,貪多求快,很難留下堅實的學術成果。第五,強調國際化、標準化、和世界接軌,這本來是好事,但是現在有點變調,很多中國文史研究方面的學術會議,也要想方設法邀請國外學者參加,顯示高大上,還可以爭取更多的經費。某些研究中國的西文著作剛剛出版,甚至還沒有出版,這邊就把版權買過來,及時翻譯出版,大作廉價的吹捧。第六,文學研究邊緣化,90年代以后,一些學者自我邊緣,躲進小樓成一統。與此同時,隨著市場經濟、商品社會的發展,文學創作、文學研究被社會邊緣。如何解決文學邊緣化問題,確實值得我們深思。

        中華讀書報:在2018年《文學遺產》編輯部舉辦的改革開放40年古代文學研究中青年學者座談會上,有人提出,自己這代學者做研究固然可以“坐享”近百年來古代文學領域內積累起來的豐碩成果,但這也意味著陷入無荒可拓甚至只能亦步亦趨的尷尬境地。面對古代文學資源不可再生的客觀事實,年輕學者當如何面對這一困境?

        劉躍進:古代文學研究將如何發展,我沒有能力預知,更提不出解決困境的有效辦法。根據我個人的體會,我想強調兩點,一是前面提到的回歸經典,認認真真地讀懂幾本書。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研究方法,每個時代又都有相近的共性問題。人文社會科學的魅力就在于,面對相同相近的材料,每個人、每個時代,都會有不同的理解,吸引人去探索。經典蘊含著無限的資源。我想強調的第二個問題,就是要關注我們這個時代到底需要什么樣的學術?我們這個時代的學術方法是什么?要關注新的變化。我最近參與組織了好幾個讀書會,就是希望大家圍繞著共同的興趣點去讀書,尋找共同感興趣的問題。

        至于怎么讀書,見仁見智。我個人比較欣賞四種讀書方法:一是開卷有得式的讀書,以錢鍾書為代表。他主張從基本典籍讀起,縱橫比較,探尋文藝心理的精微變化。二是探本求源式的讀書,以陳垣為代表。他特別強調史源式的研究,搜集資料要竭澤而漁,做到無征不信,實事求是。三是含而不露式的讀書,以陳寅恪為代表。他的研究把人生體驗帶進來,問題大多很具體乃至細小,所得結論卻有很大的輻射性,給人啟發。四是集腋成裘式讀書,以嚴耕望為代表。他在從事某項課題研究之前,總是先做好資料長編工作。不管采用怎樣的讀書方法,前提是要有興趣。對學術缺乏興趣,只是為做論文而做論文,這種學術研究極為乏味,沒有意義。

        中華讀書報:同樣在這次會議上,您本人提出,新一代學者應關注自己將來要做什么樣的學問、未來20到40年的學術應當如何發展等這些問題。同樣的問題,不知道您本人的答案會是什么?

        劉躍進:隨著數字化、智能化、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做學問的方式方法都將發生根本性變化,有些學科死了,有些學科生長了。文學研究中還有一些東西是不變的,譬如對藝術的感受、對文獻的關注、對建立在文獻研究基礎上提煉出來的思想方法等,應該是一以貫之的。過去強調超越學科意識,現在更應強調超越中西之爭,無問西東。此外,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積累,從學科層面來說,建立我們自己的學術體系、學科體系、話語體系,似乎已經成為當務之急。就個人研究而言,建立自己的學術基地、創作自己的學術品牌,應當成為我們追求的目標。當然,我們在強調學術研究專門化的同時,依然不能忘記人文社會科學的一個根本使命,那就是,社會科學要解決社會問題,人文學科要具有人文情懷,這就是需要我們放下身段,去從事一些學術普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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