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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悼念恩師劉士杰:幾乎沒有人比他更善于咂摸生活的美味

    北塔

     

     

    5月3日晚上,正當我沉浸于節日加生日的美好氣氛中,一個噩耗如晴天霹靂從上海傳出——我敬愛的劉士杰老師溘然離世。我無法再繼續手頭的工作,除了跟他的哲嗣微信溝通,便是陷入對劉老師的種種回憶,直到子夜。

    今晨醒來,我覺得嗓子眼里、心底里堵得慌,不吐不快。

    我人生中遇到不少恩人,劉士杰老師便是其中之一。

    1994年7月我初到北京工作,人生地不熟,事業之開展,尤其需要前輩的提攜。就在那年秋天,我有幸經著名詩評家程光煒教授的紹介,認識了劉老師。從此,25年來,劉老師對我、對我全家,從學術到生活各個方面都照護有加。

      

    一、“你是我娘家人”

    1994年底,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剛剛啟動“中國文學年鑒”編撰出版項目,指定由文學研究所當代文學研究室副主任劉士杰老師襄理當代文學部分的組稿審稿工作。當時,程光煒教授剛剛由武漢大學博士畢業,到中國人民大學任教。劉老師向他約詩歌的稿子。程教授因為自己手頭事忙,便推薦我——我當時在人民大學隔壁的北京理工大學外語系任教。由此,我得以結識在北京乃至全國詩壇已經相當有名的劉士杰老師。

    大概是1995年春季的一天,劉老師熱情主動地給我來電話,當他得知我是蘇州吳江人時,立即改用蘇州話說“你是我的娘家人”,原來他父親原籍無錫,而他母親的籍貫也是蘇州,而且跟我一樣也姓“徐”。于是,劉老師力邀我去他家做客。我滿口答應,但提出先完成他交給我的寫作任務,再去登門拜訪請教。

    我把劉老師交給我的任務當做重要任務,下了死功夫,翻閱了大量的資料,寫得也比較用心。我郵寄給他。他看后即來電,表示贊賞我的文筆。老一輩文人看年輕人的文章,判斷其水平,首先看的是文筆是否漂亮而不俗麗,工穩而不滯重。我看別人的詩文也歷來奉守這一美學原則。他再次請我去他府上做客,順便談談文章的具體內容。

    我跟劉老師一見如故,覺得特別親;可能就是因為這層同鄉同姓關系。一般江浙滬人的老鄉觀念不是特別強,但劉老師有尚古士子之風,頗為重視老鄉情誼,至少對我如此。

    當時,劉老師適才購得一套社科院的半福利房,位于那時全北京最龐大的社區之一的方莊,那是個大小區,由四個小區組成,即芳古園芳城園芳星園合起來叫“古城群星”。那也是北京最早的高層住宅樓密集的社區。劉老師的新家就在芳城園的一棟高樓的25層。

    劉老師的房子確實“邪氣”(吳方言,相當于普通話里的“極其”)不錯,“四向”(吳方言,大概相當于普通話里的“位置”)好,通風效果尤其好,餐廳、臥室等都有窗戶。裝修是劉老師自己設計找施工隊商量著做的,主色調是藍色,簡約、淡雅,符合主人淡泊名利、清澈為人的知識分子情趣。

    那時他已經54歲,已經到社科院文學所工作達整整30年,盼星星盼月亮一樣地,總算盼來了這么一套獨立的新公寓,非常興奮、幸福、滿意。他時不時邀請親朋好友去他家做客。但對我這個娘家人,是額外熱心。

    我去劉老師家做客,有“三得”。

    一得是美食尤其是老家風味的享受。

    劉老師是詩歌界數得著的美食家,不僅對北京諸多館子的美食如數家珍,而且自己做得一手好菜,尤其是上海本幫菜。他不僅自己喜歡享受美食,也喜歡朋友們跟他分享。因為我跟他是提前電話約好的。他那天一早就去市場上采購了新鮮食材,在我到之前,已經全部完成烹飪前的準備工作。

    北京理工大學在海淀區魏公村,離方莊很遠。他提前把公交線路幫我查好,告訴我。我出發之際,給他打了電話。他不僅下樓,而且到離他家所在的樓還有一段距離的公交車站等候多時,接上我之后,當導游,先帶著我在“古城群星”之間轉了一圈,簡單介紹了小區的建設和住戶情況。那時的方莊規劃得整潔有序,綠化面積多,空地多,被稱為帝都富人區影視界名人張國立、劉曉慶、大山、那英和宋丹丹等“明星薈萃”于此,喬遷至此的文化界名流則更多吳冠中、舒展喬羽王春瑜等等。劉老師的不少鄰居是他們社科院尤其文學所的人士。那時,哪怕在北京這樣的大都市,20層以上的住宅樓很少,我則更少有登高樓的經歷,覺得乘電梯上樓都花了不少時間。到25層劉老師家之后,我就激動地在劉老師導引下四處觀望——如有俯瞰千年帝都的浩氣從心中油然升起。我跟他說,他應該每天都會有杜工部《望岳》時的觀感:蕩胸生層云決眥入歸鳥。

    劉老師在他家里領我看了外界環境之后,領我回到客廳,給我泡了一杯咖啡,又一杯綠茶(記得是我們老家蘇州的碧螺春——對這樣待人接物的細節他是很“功于心計”的)。泡咖啡時,他用英語一字不差轉述了當年錢鐘書曾經親口跟他講過的英國名言:“Coffee should be black as hell, strong as death, sweet as love.”(咖啡應黑如地獄濃如死亡甜如愛情。)我至今還記得非常清楚。

    然后,他穿上廚師服,擼起袖子,開始在廚房里大展身手。我提出給他幫忙當小工,他說不用。于是,我又跑去窗前俯瞰和仰望,還瀏覽了一陣他的書架。我發現,他的藏書固然多中國現當代文學領域的,古代文學的也不少。原來他在轉治現當代文學之前,是研究古代文學的。功底了不得。

    鍋碗瓢盆交響樂演奏了半個多小時之后,六道色香味俱全的“小菜”(吳方言,指主食之外的所有菜肴,而非與所謂的“大餐”相對。寧波人稱之為“下飯”)已經齊齊上桌。之所以是“六道”,是寓意“六六順”;劉老師是很講究這樣的切口和口彩的。用餐的只有我們兩個人。我那時年輕,這些菜又都是我朝思暮想的家鄉風味,記得有小河蝦紅燒肉等等,還有啤酒佐餐,令我胃口大開;但我平生飯量不算大,20多歲時的飯量跟50所歲的劉老師差不多。我感覺,劉老師親自掌勺做的菜肴口味好,所以他的胃口也好。無論我倆如何有饕餮之志,也用不完那六道佳肴;然而,跟所有老家的主人在飯桌上一樣,劉老師一個勁兒地給我邊夾菜,邊口口聲聲說“沒啥吃的,慢用。”他還幽默地用寧波話學寧波人在飯桌上的客套禮儀。寧波人待客喜歡用螃蟹,明明桌子上擺放著大螃蟹,主人會說“沒有哈(與‘蟹’同音)吃的”。當時北京連飯館里都還基本上沒有公筷,而劉老師在自己家里請人吃飯都在每道菜上放置公筷一雙。他自己承認有一定的潔癖。這個我印象特深。

    二得是學問文化的享受。 

       劉老師作為復旦大學的高材生(是“文革”之前正常而完整的教育秩序下完成本科學業的),而且是趙景深先生的高徒,他對古今中外的文學修養頗深。

        趙先生曾親自挽留他在復旦讀研究生,而且就在趙先生自己的門下,主攻元明清戲曲(他的本科畢業論文討論的就是洪昇的傳奇《長生殿》)。劉老師之所以放棄讀趙先生的研究生,而到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還是因為趙景深先生出于愛護他的才華而權衡后做出的安排。趙先生忍痛割愛似地跟他說:文學研究所是文學研究的最高學府。你研究生畢業后,也未必有這么好的單位。正好你師兄鄧紹基來母校招生,我就把你推薦給他了。文學研究所條件好,你在那里一定會得到更好的深造。劉士杰:我和恩師的戲曲緣》,載 中華讀書報 》(2011年12月7日3 版)劉老師到了文學研究所,被分到當代文學研究室,可是對戲曲的癡情始終不變。正是由于這份始終不變癡情,他對中國古代文學尤其是戲曲的研習一直斷斷續續在堅持著。后來,編著出版了《中國戲曲史話》,算是數十年在這方面研究心得的總結那時這本書剛剛由上海文藝出版社推出,劉老師從書架上取下一冊,一筆一劃,簽上他的大名,又寫上我的名字,稱呼我為“弟”,還讓我“哂正”,真是折殺小生。

    在我接觸的他那一輩中國文學專家中,劉老師的英語算是好的,他能讀英文資料,也能說一些,而且發音還相當標準。我倆時不時會用英語交流一下。他對外國文學名著更是熟悉。

    我那時雖然在理工科大學里教英美文學和英美文化,但我的寫作主要還在中國文學;所以我倆古今中外聊得特別開、特別廣。我受益良多。 

    三得是戲曲表演的享受。

    最享受的是劉老師的幾乎專業的戲曲表演。劉老師打小就是英俊少年,在戲臺上絕對是靚仔小生,顧盼自戀,舉手投足,帥氣十足。還在復旦上學時,因為聽了趙景深在課堂上的演唱,喜歡上昆曲。老一輩研究戲曲的學者都講究實踐功夫,自己也要會唱念做打,所謂“研”“習”共抓。趙景深擔任社長上海昆曲研習社如此,俞平伯擔任社長的北京昆曲研習社也是如此。劉老師得了這兩位戲曲研究大家的真傳,因而精通昆曲。昆曲起源于我們蘇州的昆山,可謂是劉老師的娘家戲。他對另一種蘇州藝術也造詣精湛,那就是評彈。那時北京的電視已經能夠收到上海衛視的節目,其中有一個臺有評彈節目,他幾乎每期必看。除了蘇州地區的,他對長三角地區的幾乎所有民間戲曲都有涉獵,如上海的滬劇、無錫的錫劇、紹興的越劇、寧波的甬劇等等。他家里常備著琵琶、三弦、二胡等樂器,可隨時操起來彈唱。那天下午,他給我唱了幾乎所有這幾個劇種。記得昆曲選的是《牡丹亭》選段,評彈唱的是《啼笑因緣》選段(蔣調),滬劇唱的是《蘆蕩火種》選段,其它劇種的曲目我記不起了。

    劉老師的戲曲表演才能在詩歌圈是早已成名的,為此,很多年前我還聽到某位也算是他的老友說他“玩物喪志”。但他不以為意,在合適的場合,他會露兩手。比如,2016年冬天,故友柳忠秧來京,正值屠岸先生94歲生日,我們便在很小范圍內,請七、八位摯友小聚,其中就有劉老師。席間,在屠老表演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常州詩詞吟誦之后,劉老師演唱了昆曲,聲音依舊那么清亮,精神依然那么飽滿。當時,我就心想,那樣的文化雅聚,可能是最后一次;如今,那個小飯局上的柳忠秧、屠岸和劉士杰先后仙逝,怎不令人腸斷!

    劉老師不僅學唱有天賦,學說也惟妙惟肖。他的語言能力是超凡的。他能說好幾種方言,蘇州話,無錫話,寧波話,都極為的道。我呢也愛學各種方言,于是,我倆聊天時往往用的是南腔北調。

    那天劉老師也坦誠地聊了不少家事。1960年代的北京,在生活條件尤其是新鮮食材上跟上海比差得太遠。我記得很多年前看過一部書,是關于王洪文的;說王奉調北京離開上海時,他那幫伙計到虹橋機場送別,紛紛說他到北京會在生活上受苦。國際領導人尚且如此,更何況普通老百姓?!于是,滬寧杭一帶的人絕少愿意離開那一帶定居或長期生活,至今如此。劉老師其實也有極為濃重的江南情結,他年輕時雖然人已經在北京定居工作,但心似乎還在上海;于是,找對象時沒有選擇北京姑娘,而是選擇了上海女孩。但是,結婚之后,問題來了。他的前妻當然留戀上海的安樂、精致和洋氣,無法忍受北方的風沙、粗糙與土氣。最終兩人分道揚鑣女兒也隨了他前妻。劉老師沒有另謀新歡。寡居的他雖然朋友多,愛好多;但其實是孤獨的。

     

    二、他是我學業的引路人

    我跟劉老師結交之后,他就有意識地提攜我這個小老鄉。

    首先,是對我的寫譯生涯的提點。他《詩探索》雜志社的名義向我約稿,還讓我參與過一些別的很有意義的寫作項目。

    比如,他曾參與主持《古典劇曲鑒賞詞典》的組稿工作。他知道我的古代文學底子還可以,于是來向我約了好幾個劇目的。我借這個機會,研讀了不少古典戲曲作品,尤其是明清的,以《鄭振鐸藏珍本戲曲文獻叢刊》為主;使得我在這個本來不太熟悉的領域好好補了一課。我后來提交的文稿主編他們也還滿意。

    2002年,我的處女詩集《正在銹蝕的時針》出版。我立即給他奉上。他主動而且很快寫了評論文章,題為《詩花因情感的滋養而絢麗》,文中對我揄揚有加,說智慧的表達方式還在于詩人機智巧妙的構思,以及詭異莫測的嫻熟技巧。你不得不佩服詩人豐富而奇特的想象力。

    有時,我寫自己比較得意的文章,就會發給他,請他指教。尤其是當我寫完文史隨筆時,會請他斧正,然后再拿出去發表。因為我知道,別說在詩人圈里,便是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界,古文底子能有劉老師那么厚實的,不多。比如,去年我頗下了一番爬梳古籍的工夫,寫了一篇比較長的史論文章,題為《淮南王劉安所著《離騷傳》是政治表態書》。我請他不吝賜教,他老人家呢,則往往不吝表揚。他看了文章之后,說我“多才”,“研究起古典文學來了”。其實,我這談不上研究,只是偶然有想法,就隨便動筆一寫而已。

    劉老師不僅支持我的文也支持我的事。我偶然受人之托,會參與點活動組織。多年來,有好多次,我請他老人家捧場。除非特殊情況,他都會親臨為我“站臺”。有時,他要從南城北城,換乘兩三趟公交車,滿頭大汗,我真是有點于心不忍。我會設法給他弄點車馬費,讓他打“差頭”(上海話,“出租車”也)回去。

    有一年,我幫我老家蘇州吳江市文聯策劃并實施“費孝通文學創作學術研討會”,我請他出面。他提前寫出了論文。本來我跟他是同一個中午的航班一起由首都機場飛往虹橋機場的,這樣我可以一路陪著他;但那天交通異常,他的車被堵在機場高速路上很長時間,以至于飛機起飛了,他還沒有趕到機場。我因為要趕到老家去幫著張羅會議,不能遲到,只好先行飛走。同時,請老家那邊的主事者趕緊給他改簽下一個航班,好在京滬之間的航班比較多,他趕上了傍晚的航班,到吳江時已經是夜里了。弄得他有點疲憊、有點狼狽。好在那段時間他身體不錯,精神頭更足,休息一夜后很快就恢復了。

    在我的文學生涯的一些重要關頭,都會尋求他的幫助,他也幾乎是有求必應。比如,我晉升職稱時,他給我寫專家推薦信;我在國內外去參加一些學術性項目,需要同行專家出具證明材料時,也是由他出

    劉老師也時不時帶我參加北京乃至外地的尤其是《詩探索》雜志社組織的文學活動。比如,在國防大學舉辦的“現代詩歌與字思維學術研討會”。再如,在廣東肇慶舉行的中國當代文學年會。我們是同車去的廣東,當時沒有高鐵,車上時間很長,我們也有足夠的時間天南地北地閑聊。我至今懷念那樣悠游的火車旅行。

    通過劉老師的舉薦,我認識了許多詩歌界人士,尤其是北京的,如謝冕老師、吳思敬老師、楊匡滿老師等等。我跟這幾位前輩的小范圍聚會基本上都是他張羅的。比如,有一次,“九葉詩派”“老大”辛笛的哲嗣王圣思女士由上海來北京,她先跟劉老師聯系。劉老師在前門大柵欄那里提前預定了老字號都一處飯館的包間,然后邀請這幾位先生陪同,小字輩只有我一人受邀;可以說是對我特別栽培。他介紹我認識的中青年詩友則更多。

    由于我倆在志趣、性格、學養各方面的高度相似性,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喜歡的人我也欣賞,他不喜歡我也討厭。因此,我倆交往圈有相當大的交叉。我們見面的機會也比較多。

    劉老師還在生活上關心我。我遇到煩心事有時會向他傾訴,尋求他的建議。他也會設身處地地替我著想,幫我出主意。他不僅關心我,還關心我的家庭。我女兒出生沒幾天,他聞訊就冒著九月底尚未消退的暑熱,換乘幾趟公交車,來探視小家伙,送來了兩套漂亮的“小毛頭衣服”。后來,我們每次見面,甚至在電話里,他都會詢問小家伙的成長情況。我除了用語言向他介紹小女的近況,有時還會發照片給他分享。每次他看到小家伙健康順遂成長,都會欣慰地連聲稱好。這種無微不至的慈父般的關懷,真的讓我、讓我全家感動莫明,永志不忘。 

     

    三、多次相約見面而陰差陽錯,留下永遠的遺憾 

    劉老師是大孝子,又留戀上海,社科院呢是一個基本上不用上班的單位。所以,哪怕在退休之前,哪怕那時候交通不便(乘火車要20個小時左右,而且臥鋪票難買),他每年也要回去四、五趟,而且每趟要呆好多天。這從某種程度上是影響他的研究和寫作的。但他似乎并不在在意這些功業上的損失。他經常說,陪伴老母親是“頭要緊”的事。

    1990年代末,我每年也會去一、兩趟上海。每次去之前,我都要問問他是否同去,或者他是否人已經在上海。如果在,則我們會約見。他那時因為畢竟臨時回上海,所以還沒有在上海買房或租房,而是借住在他妹妹家,兄妹倆關系特別融洽,他老母親跟他妹妹住在一起,他在妹妹家同住,方便照顧老母親。有一次,他請我到他妹妹家。我終于見到了他的令堂大人,我們徐家的“老祖宗”(老家人對德高望重的本族老人的尊稱,有點像《紅樓夢》里賈家上下對賈母的稱呼)。老太太那時已經91歲,個子矮小,但神清目明,舉止健朗,不僅生活自理,而且還能幫做一些家務,我見她時她正在摘菜。我連說他母子皆幸福。就母親說呢,她這么老了,身體還這么好,能有兒子在身邊照顧自己。兒子呢,九旬母親還健在,所謂有老可養,有孝可盡;也是難得的。徐老太太除了基因長壽,跟劉老師兄妹的貼身照顧也有很大關系。

    2001年,劉老師正式退休后,他在上海呆的時間更多了,甚至比在北京的時間還長;因為上海畢竟有他的親人,可以相互照拂。聽說,他跟女兒的來往也密切起來了。我雖然跟他見面少了,有時不免覺得缺憾;但想起他在上海享受上有老、下有小的天倫之樂,也就為他高興了。

    再后來,他基本上不在北京住了,來北京只是匆匆忙忙辦點事,見見老朋友,就回上海了。我呢,又經常出差在京外。因此,我倆難得見面。而且,說老實話,在微信開通之前,聯系都不多。但兩人互通微信之后,我們互動得多了起來,時不時相互問候,我有些作品也會主動推送給他,跟以往一樣請教于他。他呢,有一陣子,經常在我發的朋友圈里點贊,以這種形式關愛我、鼓勵我、鞭策我。

    去年,2018年8月3日,吳思敬老師來電,說劉老師5號回京,這次與往昔不同,是來辦徹底放棄北京的手續的,他把方莊的房子賣了,打算在上海養老。吳老師作為他數十年的摯友,張羅著幫他邀請幾位老友共同為他踐行并送。像這樣重要的環節,我也應該出面做東,請他和他的老友們餐聚一次的。然而,非常非常不巧的是:我早已訂了5號飛歐洲的航班,只好給他發微信道歉:“劉老師好,我聽吳老師說你5號到北京來。本來應該我請您吃個飯的。但我5號一早就要去機場,去歐洲。只能以后找機會到上海去拜訪您了。祝您一切順利。身體杠杠的。”

    劉老師沒有因此而不快,3日深夜11點多給我回信說:“好吧,只能以后再聚了。祝你旅途愉快!”第二天,即4日凌晨5點多,他又給我連續來了兩封信說:“你來上海,歡迎你到我的新居來,我在上海租了一套房,62.4平方,每月租金7500元。和我妹妹一個小區,她三號樓,你去過的,那時家母尚在,你與老人家同姓又同鄉,分外親切。我住1號樓。”“你來上海,我請你吃本幫菜。”劉老師好客,是有名的;無論是在北京還是上海,無論是在他家那里,還是在他單位那邊,他請我吃過多少次,我已經算不清了。

    進入去年秋季之后,我因為日夜忙于協助貴州操辦第38屆世界詩人大會和老家吳江區盛澤鎮操辦第二屆絲與詩國際會議,而鮮少主動跟劉老師聯系,直到10月28日,完成所有的議程,拖著疲憊不堪的身體,回到北京,才給他發了微信:“劉老師好!之前忙得不可開交,那么從現在起我進入了冬天模式,時間相對比較松。您若再來北京,請給我個機會,請您和您的老朋友們聚一下。上次因為出國沒能參加,非常遺憾”他回信說:“我已定居上海,歡迎你來上海,我請你吃本幫菜。”接著又追加一封強調說“你什么時候回蘇州,順便來上海,我們見見面,我請你吃本幫菜。”我答曰:“找機會請您到我的工作室去看看”這是真話,從上海到盛澤交通是比較便捷的。他也知道,他來信說:“從北京到盛澤不方便離上海倒很近。”我們姑且那么約了,但最終沒有實現;這主要是我沒有充分利用好一些機會,使得我跟劉老師見面的機會一拖再拖,最后直至拖黃,變成永遠的遺憾!

    在我交往范圍并不窄的親友中,幾乎沒有比敬愛的劉老師更熱愛生活、更善于咂摸生活的。親手做的上海本幫菜、那英俊的戲曲扮相、清脆的演唱、親切的鄉音、優雅的文筆都是我時不時渴望的人間美味,將永久地珍藏于我的記憶庫。愿天堂也有廚房供他烹飪,也有舞臺供他表演,也有狼毫供他書寫。

     

     

    2019,5,5 初稿于營慧寺

    2019,5,6 定稿于圓恩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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