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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亞漢學視野下之荀子名學研究綜述及反思

    李哲賢
    內容提要 先秦時期, 除了名家和墨家之外, 在名學研究方面, 其成就最大的當屬荀子。荀子對于先秦名學之主要貢獻是進一步批判和發展名家和墨辯之名學, 使儒家之名學更加嚴謹。然而, 歷來有關荀子之研究多著眼于其心、性、天、禮等之探討, 而疏于抉發其名學之義蘊。直到近年來, 由于大陸學界積極挖掘中國古代之邏輯思想, 以免西方邏輯專美于前, 于是有關中國邏輯史或邏輯思想之論著, 如雨后春筍般出現。此等有關中國邏輯論著之研究對象主要為先秦時期討論名實辯說之篇章, 尤其是公孫龍、墨辯和荀子名學之研究。就東亞漢學界之荀子名學研究成果, 分別從四方面來進行論述:一、荀子名學之本質;二、荀子之哲學立場;三、荀子名學之定位;四、“共名”和“別名”之問題, 并試圖尋繹出東亞漢學界之荀子名學研究對于中文學界之荀子研究所可能賦予之意義。

    一、前言

    先秦乃中國古代名學思想開始發展和建立之時期。春秋戰國之際乃中國歷史上罕有之變局。其時, 無論在政治、社會、經濟抑或思想、價值觀念等方面, 皆產生巨大之變動。由于社會之變革, 許多事物之內容雖發生變化, 卻仍沿用舊有之名稱。而新事物亦不斷產生, 形成許多新概念, 需要制定新名以因應之。然而, 由于時間過于短促及事物之變動太快, 使得與新實相應之新名, 未能及時加以制定, 如此, 舊名與新實之間即出現一種相離或相怨之現象。[]可知, 由于社會之轉型, 原有名實關系之紐帶因而剝離, 以致新實與舊名無法相符, 從而, 形成名實相離或相亂之現象。

     

    此種名實相怨之現象, 對于社會之安定和國家之平治殊為不利, 蓋“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 (《管子·九守》) 因之, 欲解決此一難題, 唯有重新厘定名實關系, 使名實相符。孔子首先面對此一難題, 并思有以解決之。由此, 孔子提出正名思想, 企圖藉由名所象征之實, 而使名得其正。易言之, 名與實相符, 即名得其正;名與實不符, 則名不得其正。[2]5孔子提出正名思想后, 先秦各家似乎多受其影響, 而成為各家共通之思想。如, 道家、墨家、名家、法家及雜家等皆有正名思想。此外, 《荀子》與《呂氏春秋》皆有《正名》篇。可知, 各家皆極重視正名思想。

     

    由上可知, 先秦名學之形成乃由于春秋戰國時期之大變局。蓋社會之變動導致名實相亂之嚴重局面, 各家目睹名實相怨之現象乃進而探討名實關系之問題, 由此而有正名思想之出現。然而, 先秦名學之蓬勃發展, 并進而形成一種思潮, 則是由于先秦諸子之崛起, 而后蔚為百家爭鳴所致。

     

    在先秦名學思潮中, 諸子皆對名實關系提出其論點, 以解決名實相怨之問題。而墨辯及名家雖善于究名實, 重論辯, 對于先秦名學之發展有所貢獻, 然而, 其中確有詭論之傾向, 如此, 反而使得名實更為混亂。此誠如荀子所言:“今圣王沒, 名守慢, 奇辭起, 名實亂, 是非之形不明, 則雖守法之吏, 誦數之儒, 亦皆亂也。” (《荀子·正名》) 荀子有鑒于當時名實相亂, 是非不明之情形極為嚴重, 乃提出其正名思想或名學之主張, 期能“正道而辨奸, 邪說不能亂, 百家無所竄。” (《荀子·正名》)

     

    依此, 荀子提出其正名學說, 主要在于批判諸子, 并解決當時名實相怨之問題。然而, 荀子正名之真正目的則在于達成平治之要求。故荀子曰:

     

    故王者之制名, 名定而實辨, 道行而志通, 則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辭擅作名, 以亂正名, 使民疑惑, 人多辨訟, 則謂之大奸, 其罪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托為奇辭以亂正名, 故其民愨, 愨則易使, 易使則公。其民莫敢托為奇辭以亂正名, 故壹于道法, 而謹于循令矣。如是, 則其跡長矣。跡長功成, 治之極也, 是謹于守名約之功也。 (《荀子·正名》)

     

    可知, 荀子之正名具有極為明確之政治目的。之所以如此, 系因其名學乃承繼孔子之正名思想而來, 而孔子之正名, 則完全指向一種倫理政治之目的。依此, 荀子目睹名實相亂之現象足以危害社會之安定及國家之平治, 思有以解決此一難題, 而提出其名學主張。而荀子之名學除繼承孔子之正名主義外, 則是在于批判名家和墨辯之詭論, 且因而使其名學具有強烈之倫理政治意味和邏輯本色。

     

    依此, 在先秦時期, 除了名家和墨家之外, 在名學研究方面, 其成就最大的當屬荀子。荀子對于先秦名學之主要貢獻是進一步批判和發展名家和墨辯之名學思想, 使儒家之正名學說更加嚴謹, 且更充分地繼承并發展孔子之正名思想。而荀子之所以重視名學, 主要是因為戰國時期, 名辯之訴求乃推行政治主張之必要手段, 再加上荀子個人之理性態度和重智精神之傾向, 因而, 成就了荀子獨特之名學思想, 且亦造就荀子成為先秦儒家中最具邏輯心靈及最重視辯說之名學大家。

     

    然而, 歷來有關荀子之研究, 多著重其心、性、天、禮、或倫理道德學說之闡述, 而較疏于其名學之研究。近年來, 由于大陸學界積極挖掘中國古代之邏輯思想, 以免西方邏輯專美于前, 于是, 有關中國邏輯史或邏輯思想之論著, 如雨后春筍般出現。此等有關中國邏輯論著之研究對象, 主要是先秦時期討論名實辯說之篇章, 尤其是名家之公孫龍、墨辯和荀子等之名學。此外, 由于一些國外學者之參與, 使得中國邏輯之研究, 尤其是關于荀子名學之研究, 如今已成一較為普遍之現象。

     

    此外, 長久以來, 世界上有關荀子思想研究的中心, 是在兩岸, 而不在海外。然而, 東亞漢學界 (主要為日本及韓國) 長期以來即非常關注荀子思想之研究, 近年來, 其研究成果頗為豐碩, 所提出之觀點極為新穎且具啟發性, 非常值得中文學界之借鏡。故本文旨在就東亞漢學界之荀子名學研究成果, 分別從四方面來進行論述:一、荀子名學之本質;二、荀子之哲學立場;三、荀子名學之定位;四、“共名”和“別名”之問題, 并試圖尋繹出東亞漢學界之荀子名學研究對于中文學界之荀子研究所可能賦予之意義。

     

    二、東亞漢學界之荀子研究綜述

    () 東亞漢學之名義

    “漢學”一詞源自西方, 相當于英文之Sinology, 不過, 現在則多用Chinese Studies (漢學或中國學) 一名。它大致和我國過去習用之“國學”一詞在實質上相近, 而涉及之范圍則更廣泛。簡單地說, “漢學”就是外國人研究中國學術文化的學問, 亦即是以中國為探究對象之人文和社會科學為主。具體而言, 它包括語言、文字、文學、歷史、考古、人類學、哲學與藝術等。就時間范圍而言, “漢學”是兼包古今, 亦即涵蓋現代歷史 (思想、文學) 之研究, 不似“國學”以研究古代為主。[3]1

     

    而東亞漢學 (主要是日本和韓國) 則是指在東亞地區從事教學與研究之學者之漢學研究成果。東亞漢學研究在國外有其悠久的歷史, 其漢學研究成果頗為豐碩, 且極具特色, 可謂國際漢學研究之重鎮。

     

    () 東亞漢學界之荀子研究綜述

    1. 日本漢學界之荀子研究綜述

    日本近代自明治維新 (1868) 以降, 有關荀子之研究, 可追溯到細川潤次郎 (18341923) 1882年所發表之荀子研究專文[], 其后, 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1945) 60多年之間, 有關荀子研究之論文多達50余篇, 可見, 在二戰之前, 日本學界有關荀子之研究, 頗為蓬勃。[5]155

     

    雖然, 明治時期之荀子研究頗為豐富, 然而, 日本漢學界卻出現一耐人尋味之現象, 亦即, 學者在從事荀子研究時, 鮮少甚至完全沒有提及過去前輩學者之荀子研究成果, 此一情形, 甚至包含諸多著名學者在內, 如武內義雄、重澤俊郎及金谷治等。[5]155

     

    至于有關荀子名學之研究, 則可追溯到瀧川龜太郎 (18651946) 之《荀子ヲ論ス》 (1889) 一文, 瀧川在本文中已提及《荀子》中有邏輯思想之事實。瀧川在論述荀子思想時, 特別贊美荀子開始探討名、實之區分及邏輯之理。[5]168然而, 直到蟹江義丸 (18721904) 始真正注意到荀子之邏輯思想, 并進行簡短之論述。蟹江認為, 荀子富有邏輯精神, 并注意到荀子之邏輯思想在其哲學中所扮演之角色。此外, 蟹江指出, 荀子區分了知與智之關系, 亦即知之能力與知之物件間之區別, 并論及制名之起源, 標準與要領。[5]173由于蟹江高度重視荀子邏輯思想之意義, 并且進行初步之探究。而蟹江對荀子邏輯思想之關切, 其后直接影響了桑木嚴翼 (18741946) 對中國古代邏輯思想之研究。[5]175依此, 桑木曾明白指出, 其所以撰寫《荀子的論理說》一文, 并試圖探究荀子之邏輯思想乃是受到蟹江之影響。[5]41至于日本有關中國古代論理學之正式研究, 蓋始自1898年桑木嚴翼所發表之《荀子の論理說》一文。[6]154此后, 日本學界對于中國古代邏輯之研究, 尤其是荀子之名學研究予以高度關注, 并進行較為深入之探討。

     

    2. 韓國漢學界之荀子研究綜述

    至于韓國近代之荀子研究, 則可追溯至李相殷 (19051976) 1954年所發表的一篇荀子研究專文。[]于此之前, 韓國近代有關荀子之研究, 似付諸闕如。之所以如此, 主要在于韓國之前經歷了朝鮮時代 (13921910) 獨尊朱子學之學風, 而荀子則被視為異端, 因之, 朝鮮時代并未出現任何有關荀子注解之書籍, 更遑論荀子研究之存在。其后, 進入日本殖民時期 (19101945) , 其間有關中國哲學之研究, 幾不可能, 更何況是荀子之研究。[]

     

    雖然, 韓國學界之荀子研究起步較晚, 迄今僅有五、六十年之歷史, 然而, 在此期間, 荀子之研究受到學界之高度重視, 成果亦頗為可觀。根據相關資料顯示, 1954年至2005年約半世紀之間, 荀子研究之一般論文有121, 而學位論文共有88[7]186, 其中, 博士論文僅有7, 且是遲至1994年才出現, 此外, 荀子研究之專書亦僅見4, 且是在1990年才有專書之出版。[]

     

    此外, 韓國漢學界亦出現一耐人尋味之現象, 亦即, 韓國學界之荀子研究幾不為國外學界所知。[7]183由此, 實易造成國外學界對于韓國學界荀子研究成果之隔閡及學術交流上之困難。依此, 基于相關研究資料之限制下, 本文僅能對韓國學界之荀子研究作一初步考察, 論述之范圍限于1954年至2005年。

     

    至于有關荀子名學之研究, 最早可追溯到鄭仁在于1982年之《荀子之正名論》一文。鄭氏在本文中就制名之三原則 (“所為有名”、“所緣以同異”、“制名之樞要”) 與“三惑” (“以名亂名”、“以實亂名”、“以名亂實”) 進行分析。鄭氏以為, 對于從政治倫理之側面主張名實相符之儒家正名論, 以及從認識論、論理之側面分析“名”之名家正名論, 荀子則是站在儒家之立場上將兩者加以結合。[7]193其后, 直至2005, 有關荀子名學研究之一般論文總計有11, 而學位論文有3, 其中, 博士論文有一篇, 唯荀子名學研究之專書卻付諸闕如。[]至于韓國學界在荀子名學研究方面, 似乎大多著重于“共名”、“別名”等相關問題之討論。

     

    三、東亞漢學界荀子名學研究之看法

    為了行文方便, 有關東亞漢學界荀子名學研究之看法, 本文將分成四方面來加以論述, 茲分述如下:

     

    () 荀子名學之本質

    日本漢學界對于荀子名學之看法, 大多傾向于視名學即是西方之形式邏輯, 并且他們似乎皆視之為理所當然。然而, 加地伸行卻提出“中國古代是否有邏輯”此一問題, 并指出, 若邏輯是指傳統形式邏輯而言, 則中國古代并無邏輯。茲分述如下:

     

    1. 荀子之名學等同于西方之邏輯

    (1) 日本學者如, 桑木嚴翼 (18741946) 、遠藤隆吉 (18741946) 及狩野直喜 (18681947) 等皆以為中國古代之名學即指傳統形式論理學或亞里斯多德論理學[] (1) 桑木等人并以傳統形式論理學為絕對準則來檢證中國哲學史上之論理材料, 而將不合于此論理學準則者皆視為謬誤、詭辯。且依此標準, 最適合者即是墨家論理學與荀子論理學。加地則對桑木等之看法提出質疑, 以為傳統形式論理學僅有相對性, 而不具絕對性, 因之, 以是否符合傳統形式論理學為準則, 并無多大意義。[]

     

    (2) 末木剛博在論述荀子之正名思想時, 指出荀子乃中國古代邏輯思想之集大成者。荀子將名之結合視為思維之本質。此外, 荀子將其邏輯學稱之為“正名”, 可知, 荀子是純粹從邏輯學之意義上來使用“正名”一詞。亦即荀子之名學即是正名之邏輯學, 而名即是概念, 因之, 正名亦是概念之邏輯學。[]

     

    (3) 大濱浩認為, 荀子考察邏輯之規律和概念, , “制名之樞要”, 其本身并非目的。而“王者之制名, 名定而實辨, 道行而志通, 則慎率民而一焉。” (《荀子·正名》) 即統一人民, 才是目的。為了統一人民, 至關重要之事, 是必須使“其民莫敢托為奇辭以亂正名”。于此, 即需要邏輯。依此, 邏輯成為荀子統一人民之手段, 而邏輯與正名思想、名實論相連結, 亦屬當然之事。既然名實論是以名稱和實體之關系為物件, 正名思想是與政治、倫理有關, 則荀子之邏輯思想即與事物之具體情況密切聯系, 而尚未將其規律抽象出來, 此亦是可以理解。[9]146

     

    (4) 在日本學界之荀子研究脈絡中, 重澤俊郎系首先專門探討荀子邏輯思想之內容及邏輯思想在其思想體系中所扮演之角色之學者。[10]50就荀子之邏輯思想而言, 重澤認為, 荀子正名論之意義在于荀子將當時之邏輯學從“辯論術之奴隸”之地位, 提升為足以維持社會秩序之政治目標。[10]51

     

    (5) 大室干雄之思想研究課題是荀子的邏輯思考如何在他整個思想體系里發揮其功能。大室指出, 在荀子之思想體系中, 邏輯學發揮之范圍相當有限, 且荀子之邏輯思維乃是為政治服務。依此, 大室以為, 荀子之邏輯思考之內涵有二, 一是形式邏輯, 一是世界觀。前者是荀子討論制名之根據和正名之規范;而后者則是支援邏輯思考之基本性格。此亦意味著, 在荀子思想中, 后者之政治目標較前者之邏輯思考本身之探討為重要。前者僅是在荀子之政治主張中, 為了增加說服力之手段而已。[10]63

     

    (6) 小川晴久較大室更進一步去分析荀子論述中的邏輯本身之問題。首先, 小川指出:以前中國古代邏輯的研究有兩種傾向:一、只分析在中國哲學中是否有與西方一樣或類似的“形式邏輯”。二、將在思想體系中所存在之內在法則視為“邏輯”而分析古代中國的文獻。小川認為:其實厘清這兩個“邏輯”之間的關系才能夠浮現出中國古代邏輯的特質。[]

     

    2. 荀子之名學并不等同于西方之邏輯

    加地伸行指出, 有人以為中國沒有邏輯學。要回答這個問題, 首先需要確定邏輯學的意義。今日, 邏輯學有廣狹二義。狹義的邏輯學, 即形式邏輯;廣義的邏輯學, 是符號學。實者, 現代的符號學可分為三個領域:

     

    (1) 語義學 (semantics) :研究符號及其物件之間的關系, 即語言意義之指謂應用的理論。

     

    (2) 語用學 (pragmatics) :研究符號及其解釋者之間的關系, 即語言之實際應用的理論。

     

    (3) 語法學 (syntactics) :研究符號與符號之間的關系, 即語言之邏輯結構的理論。

     

    傳統的形式邏輯和符號邏輯等, 屬于語法學的領域。此是狹義的邏輯學。而作為這種符號學的議論, 即廣義邏輯學的議論, 在春秋戰國時代, 可說是非常普遍。[10]135因此, 關于“中國沒有邏輯學”之說法, 如果是指廣義的邏輯學, 即符號學意義上的邏輯學, 則此一論點是不正確的。若是指狹義的邏輯學, 即傳統形式邏輯 (亞里斯多德系統的邏輯學) , 則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確的。[10]136

     

    在中國古代, 墨家 (主要是后期墨家) 曾經開創了研究形式邏輯即語法學的流派, 而荀子和公孫龍等人則顯然是沿著語義學的方向前進, 并且在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還為以后的學者所繼承。因此, 就傳統形式邏輯的內容, 即語法學的內容而言, 不過是不十分成熟罷了。[10]135而加地伸行認為, 中國邏輯學是在語義學的方向上發展的。這可由整個中國思想史加以證明。[10]137

     

    () 荀子之哲學立場

    就荀子名學之哲學立場而言, 末木剛博指出, 荀子之正名思想是一種唯名論 (nominalism) 之思維方式, 其名學系唯名論之邏輯學。而加地伸行則以為, 荀子之哲學立場乃是一種實在論 (realism) 之立場。所謂唯名論是指只承認有共名, 而否認有所謂共相之真實存在之說;而實在論則是主張由共名及概念之存在, 以推論共相亦為真實存在之說。至于所謂共名是指特殊個體事物之共同名稱;而共相則是指特殊個體事物之共同性質。[10]336茲分述如下:

     

    1. 末木剛博在論述荀子之正名思想時, 指出荀子將名之結合視為思維之本質。

    因之, 將名之正確結合視之為對事物之正確思考, 此是一種唯名論之思維方式。此外, 荀子將其邏輯學稱之為“正名”, 可知, 荀子是純粹從邏輯學之意義上來使用“正名”一詞。亦即荀子之名學即是正名之邏輯學, 是唯名論之邏輯學, 而名即是概念, 因之, 正名亦是概念之邏輯學。[]

     

    2. 加地伸行則主張荀子之哲學立場是唯實論或實在論。

    根據加地之看法, 唯名論之立場是認為物件物“實”先于符號“名”;反之, 實在論之立場則是主張“名”先于“實”。加地依據荀子《正名》篇中之下列兩段文字:

     

    王者之制名, 名定而實辨。

     

    知者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

     

    指出, 荀子明確認為, “名”居于優先之地位, 由此而主張荀子之哲學立場為實在論。[6]167

     

    3. 淺野裕一反對加地伸行使用“實在論與唯名論間對抗”的圖式來理解中國古代邏輯學的發展。

    淺野指出, 加地引用正名篇“名定而實辦”、“制名以指實”、“名聞而實喻, 名之用也。”之文句, 作為其主張荀子之哲學立場為實在論之依據, 于此, 淺野亦認為頗值得商榷。蓋此段文字表面上似乎是荀子主張“名”先于“實”, 實者并不然。依荀子之意, “名”是根據心之“征知”功能, 對應現實世界之“實”而產生, “名”之效用系“約定俗成”而來, 因之, 淺野以為, 加地所引用之“正名”篇之內容, 并非荀子“名”先于“實”之主張, 而只是荀子用來說明“名稱制定后的效用”而已。[12]46

     

    () 荀子名學之定位

    荀子之名學發展并推進先秦之名學, 且建立其名學思想體系, 其目的在于體現孔子正名以正政之倫理政治之理想。荀子之名學在先秦名學史上占有極其重要之地位與貢獻, 學者多予以肯定。然而, 荀子之名學雖有其特色, 卻亦有其局限性。荀子名學之特色在于繼承并發展孔子之正名思想, 以正名為中心, 因而, 其名學中摻雜有儒家之倫理政治思想, 此是荀子名學之特色, 然而, 有學者指出, 此亦其局限所在。根據學者之看法, 荀子之名學混淆邏輯和倫理政治之界限, 妨礙其對邏輯學之研究, 以致未能更自覺地從邏輯上去研究名、辭、辯說等思維形式、因而, 造成其邏輯研究之限制。在墨辯邏輯已有之輝煌成就上, 荀子未能在墨辯研究之基礎上, 將邏輯研究向前推進。因而, 僅滿足于概念論之研究, 未能深入探討判斷、推論之具體形式和規律, 在先秦名學研究上有其限制。此種局限性乃是中國古代邏輯學說發端于孔子之正名思想和荀子本人之政治實用主義之傾向所造成。

     

    此外, 加地伸行更明白指出, 墨家論理學已由概念論發展為推理論之思想, 而荀子在墨家論理學之研究基礎上, 卻又退回概念論, 此是一種倒退, 是形式論理學之反動。加地甚至認為, 荀子妨礙中國古代論理學之發展。加地因而下一結論, 以為妨礙論理學發展的, 并非公孫龍等詭辯論者, 而是荀子。[6]170

     

    () “共名”、“別名”之問題

    1.桑木引用《荀子·正名篇》之內容, 論述荀子邏輯學說之內容與意義。桑木以為, “共名”與“別名”可對應于形式邏輯學中之“類概念 (Genus) ”與“種概念 (Species) ”。“大共名”是“最高的類概念”, 可對應于亞理士多德十大范疇中之實體 (substance) 。至于《荀子·正名篇》中之“大別名”所列舉之“鳥獸”, 桑木則指出其中尚可分出許多“鳥”與“獸”, 因之, “鳥獸, 未必是名之極”。對此, 桑木認為, 荀子“其論之粗雜, 難辭其咎”。[12]42

     

    2.千原圓一把“大共名”當成“最高的普遍概念”;“大別名”則是“最低的單獨概念”。[12]43

     

    3.大濱皓認為“共名”是“類概念”, 而“別名”是“種概念”;“大共名是普遍名詞”;“大別名”是特殊名詞”。[12]44

     

    4.杖下隆之認為“共名”是“類概念”, 別名是“種概念”, 而“大共名”是“最高的類慨念”, “大別名”是“最低的單獨概念”。[12]44

     

    5.尹武學認為所謂“共名”與“別名”分別是“類概念” (普遍) 與“種概念” (特殊) , “大共名”的“物”是“最高級的類概念”, 他認為荀子通過區別“共名”與“別名”樹立了名的體系, 而荀子思想的論理學之意義正在于此。[7]194

     

    6.李相洙指出, 荀子所謂“共名”與“別名”, 并非是為了建立類、種的等級秩序的概念。對荀子哲學來講, “個別概念”與“普遍概念”的等級秩序并不重要, 反倒是士君子、小人、賈盜、狗彘這些倫類秩序之確立纔是重要的。[7]203

     

    7.鄭宰相認為, “大共名”是“共名”里最大的。作為“大共名”的“物”, “徧舉”所有存在 (“萬物”) 的名。“大別名”也與“大共名”一樣, 是“徧舉”的名。但“別名”的機能在于將某一事物從其他事物中區別出來。[7]204

     

    8.李權指出, “大別名”的“大”是指對于別名“已不能再做劃分”之意, “大別名”的指稱對象在“別名”中為最小。[7]205

     

    四、東亞漢學視野下之荀子名學研究之反思

    依上述可知, 日本學者在研究中國古代邏輯, 尤其是荀子之名學時, 常采用比較研究法, 將西方邏輯與名學加以比較, 從而指出其異同, 以探討名學之本質和特色。在研究過程中, 除了運用西方傳統形式邏輯 (traditional logic;formal logic) 之觀點和方法外, 亦常采用符號學 (semiotics) 之理論和方法來探討相關問題。[9]135

     

    至于韓國漢學界則在共名和別名等議題較中文學界有更多的關注, 且有極為多元而深入之探究。

     

    在荀子名學研究方面, 日本學者在荀子名學之本質及荀子之哲學立場等議題皆有其洞見, 而這些議題或觀點卻是中文學界 (可能受限于文化傳統) 所未能觸及或予以發掘的。此由中文學界 (主要是大陸學界) 之荀子名學研究成果即可明其一二。

     

    在荀子名學研究中最基本且最重要的問題是名學本質之厘清。因為, 厘清此一問題才能解決由之所衍生的問題, 即荀子的名學與墨辯思想的批判和發展關系, 并由此確定荀子名學的評價和定位。

     

    目前對于荀子名學本質之探討, 其中最重要之問題是荀子之名學是否即等同于西方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384322B.C.) 所創之傳統邏輯 (traditional logic) 或形式邏輯 (formal logic) 。雖然, 大陸學界大多主張荀子之名學即等同于西方之邏輯, 然而, 學者皆未予以明確之說明或證明。茲分述如下:

     

    (1) 溫公頤指出, 荀子之邏輯思想是以孔子之正名主義為宗。正名之任務在于為倫理和政治服務, 此即對正名所以正政之儒家邏輯思想之繼承。[13]267此外, 荀子受有名辯派之影響, 荀子在墨辯邏輯之成就上, 對名言之分析有新的發展, , 對名之劃分及共名、別名之區別等, 較墨辯又推進一步。且對辭和辯說方面亦有其貢獻, 依此, 荀子邏輯在先秦邏輯之發展中有其重要地位。[13]311

     

    然而, 溫氏亦指出, 荀子將禮義和名辯加以對立, 極力排斥名辯, 而削弱其對邏輯思維之具體分析, 且對墨辯邏輯未能繼續發展, 實難辭其咎。[13]312

     

    (2) 孫中原指出, 荀子邏輯學說之核心是關于名即概念之理論。墨家奠定中國古代邏輯之基礎, 對名即概念之理論亦頗有創獲, 而荀子關于名即概念之理論, 與墨家相比, 則又更上一層樓。[14]349

     

    孫氏以為, 荀子之邏輯體系與墨辯之邏輯體系乃中國古代邏輯學之兩大代表, 然而, 荀子之邏輯思想較墨辯之邏輯思想為遜色。蓋荀子之邏輯主要服務物件是政治, 且荀子對政治壓倒一切之興趣使其將邏輯研究置于從屬之地位, 限制其邏輯研究之深度和廣度, 且混淆邏輯與政治、倫理之界限, 妨礙其對邏輯學之獨立研究。[]

     

    此外, 孫氏指出, 荀子由于狹隘之政治偏見, 排斥名家和辯者之學說, 此一偏見壓制中國古代邏輯之發展, 亦導致中國古代邏輯之不發達和墨家邏輯之中絕。[14]395

     

    (3) 何應燦以為, 荀子之正名邏輯學說是繼承并發展孔子之正名邏輯思想, 尤其是以儒家之立場批判并綜合先秦之邏輯思想, 因而, 在中國邏輯史上占有極重要之地位。

     

    何氏并指出, 荀子極為深刻地說明名、辭、辯說之實質和作用, 并說明其間之邏輯關聯, 在名學上有其貢獻。此外, 何氏并指出荀子由于受到正名以正政之思想影響, 對名辯采取排斥之態度, 此對其邏輯思維之具體分析有極大之影響, 且妨礙其對中國古代邏輯科學作出更大之貢獻。[15]136

     

    (4) 楊芾蓀指出, 荀子發展并推進先秦之正名邏輯思想, 建立其正名邏輯體系, 其目的在于正名, 以體現孔子以倫理政治為歸趨之社會需求。

     

    楊氏以為荀子邏輯之特點是繼承孔子之正名思想, 以正名為中心, 因而, 其邏輯學說中摻雜儒家之倫理政治思想, 此是荀子邏輯之特點, 亦是其局限。由此, 荀子在墨家既有之邏輯基礎上, 未能將先秦邏輯推向純邏輯階段, 并使先秦邏輯向純邏輯科學方向發展。[16]157

     

    (5) 周云之與劉培育以為, 荀子是先秦最有成就之邏輯學家之一, 其對邏輯之貢獻唯有墨辯邏輯可與之相比美。荀子邏輯之目的是為建立統一之中央集權國家提供理論根據和武器, 然而, 荀子過分夸大邏輯為統治階級政治服務之作用, 由此而為邏輯抹上一層儒家之倫理色彩, 以致未能更自覺地從邏輯上去研究名、辭、辯說等思維形式, 因而, 造成其邏輯研究之限制。在墨辯邏輯已有之輝煌成就之上, 荀子未能在墨辯研究之基礎上, 將邏輯研究向前推進, 反而在某些方面較墨辯更為遜色。[]

     

    (6) 廖名春指出, 荀子在先秦之名學研究上有極為重要之貢獻與成就。荀子在名、辭、辯說之意義上, 在名之推演理論和分類理論上, 在有關名之約定俗成之原則上, 在辨三惑等問題上, 皆對墨辯邏輯有進一步之發展, 且做出超越前人之貢獻。然而, 荀子滿足于概念論之研究, 未能深入探討判斷、推理之具體形式和規律, 在先秦名學之研究方面有其限制, 此種局限性乃是中國古代邏輯學說發端于孔子之正名思想和荀子本人之政治實用主義之傾向所造成。[]

     

    依此, 可知, 在荀子名學之本質研究方面, 大陸學界大多主張荀子之名學即等同于西方之邏輯。

     

    雖然, 日本漢學界有關荀子名學之定性方面之研究亦稍嫌不足, 蓋大多日本學者皆徑指荀子之名學即是西方之形式邏輯, 且皆未有明確之說明或證明, 此即表示學者在荀子名學之定性方面之研究仍有未明或不足之處。唯可喜的是, 加地伸行已能從符號學之視角來省思此一議題, 并指出, 荀子之名學并不等同于西方之形式邏輯, 而中國古代之名學是在語意學之方向發展。此一見解實足以發人深省, 極具啟發性, 且足供中文學界之研究參考, 蓋大陸學界之主流看法亦如同多數日本學界之所見, 皆主張荀子之名學即等同于西方之傳統邏輯, 且皆未有任何明確之說明或證明。

     

    此外, 日本學者在研究荀子之名學時, 能由此而衍生出對其哲學立場之探討, 此或是日本在明治維新以降, 深受西方文化之影響所致。由于長期以來, 浸淫于西方哲學傳統, 并受其啟發, 故日本漢學界在研究荀子之名學時, 始能衍生出對其哲學立場之探討, 此實是一種洞見 (insight) , 蓋此一議題乃日本學者所引發, 而中文學界 (可能受限于中國之文化傳統) 所未能觸及或予以發掘者, 依此, 日本漢學界之研究實可擴大中文學界荀子研究之學術視野, 并足為吾人日后在荀子名學研究方面之借鏡。

     

    至于韓國漢學界之荀子研究雖然起步較晚, 迄今僅有約60年之時間, 就荀子名學研究而言, 在量的方面實略顯不足, 然而, 韓國學者在“共名”、“別名”等議題之研究用力頗深, 究實而言, 最早將“共名”、“別名”分別理解為“類概念”和“種概念”之學者是日本之桑木嚴翼。雖然, 韓國學界之荀子研究深受日本之影響, 然而, 對于此一議題之研究, 韓國學者并不完全依循日本學界之看法, 而有其獨到之見解。如, 李相洙、鄭宰相和李權等三位學者具有一共通之看法:《正名》中之“共名”、“別名”、“大共名”、“大別名”等概念并非即是西方傳統邏輯中的“類、種概念”的包含關系, 此一看法明顯與桑木或大多日本學者之觀點完全相左。

     

    依此, 在荀子思想之研究領域, 中文學界之研究成果雖極為豐碩, 然而, 或許長期以來, 受限于自身的學術文化傳統、儒家的道統觀念或政治因素的影響, 研究成果不易積累消化, 或突破傳統的藩籬, 而只能在自身的文化傳統中迂回摸索。相形之下, 東亞漢學界可不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與限制, 因此, 能從不同的視角或切入點來研究荀子的思想, 從而, 可獲得令人耳目一新且具有啟發性的見解。

     

    實者, 漢學研究在國外有其悠久的歷史, 其中以歐洲、美國、東亞 (日本、韓國為主) 等地區最具代表性, 而東亞漢學研究成果頗為豐碩, 且極具特色, 可謂國際漢學研究的重鎮。根據上述東亞漢學界之荀子名學研究之成果看來, 可知, 東亞漢學界之研究態度較客觀, 不受中國傳統觀念之束縛, 視野較寬闊, 亦較自由。東亞漢學界是以“他者 (other) ”的身份來研究漢學, 由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陌生, 相對的, 亦不受傳統文化之影響與限制, 從而能以不同的視角或切入點來研究漢學, 因此, 可獲得一些新的、具有啟發性的見解。依此, 學術研究國際化是中文學界未來研究發展之必然趨勢。綜言之, 在荀子名學研究方面, 透過東亞漢學研究成果之再研究 (分析、詮釋) , 可提供或發掘新的問題或新的觀點, 由此擴大學術研究視野, 并提供新的學術研究方向或論題。此外, 藉由彼此之對話或學術交流, 可提供中文學界一種國際視野, 超越自身文化傳統的框架, 并提升中文學界荀子名學研究之水平。此即是東亞漢學研究對于中文學界之教學與研究所賦予之意義所在。

     

    五、結論

    由于篇幅所限, 本文僅能簡要而客觀地陳述日本及韓國學者在荀子名學研究方面的一些新的、具有啟發性的見解, 其中并不包含任何價值判斷。綜言之, 在荀子名學研究方面, 透過東亞漢學界研究成果之再研究 (分析, 詮釋) , 可提供或發掘新的問題或觀點, 由此擴大學術研究視野, 并提供新的學術研究方向或論題。此外, 藉由彼此的對話或學術交流, 可提供中文學界一種國際視野, 超越自身文化傳統的框架, 并提升中文學界荀子思想研究的水平。此即是東亞漢學研究對于中文學界之教學與研究所賦予之意義所在。

     

    參考文獻

    [1]林銘鈞, 曾祥云.名辯學新探[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2000.

     

    [2] 徐復觀.公孫龍子講疏[M].臺北:學生書局, 1979.

     

    [3] 李哲賢.美國漢學研究概況[J].文理通識論壇, 1999 (1) .

     

    [4] 細川潤次郎.洋人性ヲ論スル荀子ニ似タルユトヲ論ス[J].東京學士會院雜志, 1882 (4) .

     

    [5] 佐藤將之.漢學與哲學之邂逅:明治時期日本學者之《荀子》研究[J].漢學研究集刊, 2006 (3期荀子研究專號) .

     

    [6]加地伸行.荀子論理學之本質[M]//辛冠潔.日本學者論中國哲學史.北京:中華書局, 1986.

     

    [7] 鄭宰相.韓國荀子研究述評[J].漢學研究集刊, 2006 (3期荀子研究專號) .

     

    [8]末木剛博.東方合理思想[M].孫中原,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0.

     

    [9]孫中原.日本學者論中國古代邏輯[M]//中國邏輯與語言函授大學科學研究室編.邏輯語言寫作論叢:1.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1984.

     

    [10] 佐滕將之.20世紀日本荀子研究之回顧[J].臺灣政治大學哲學學報, 2003 (11) .

     

    [11] 唐君毅.哲學概論:上冊[M].臺北:學生書局, 1975.

     

    [12]鄭宰相.日本的荀子名學研究述評[J].邯鄲學院學報, 2014 (3) .

     

    [13]溫公頤.先秦邏輯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14] 孫中原.中國邏輯學[M].臺北:水牛出版社, 1994.

     

    [15]何應燦.儒家正名邏輯學說的形成和發展——荀子正名邏輯體系和韓非的“矛盾”之說[M]//溫公頤.中國邏輯史教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16] 楊芾蓀.中國邏輯思想史教程[M].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9.

     

    [17]周云之, 劉培育.先秦邏輯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84.

     

    [18] 廖名春.荀子新探[M].臺北:文津出版社, 1994.

     

    注釋

    1 “論理學”一詞乃日人對西方邏輯 (logic) 此一詞語之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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