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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明治漢學在“文明開化”狂風暴雨中的逆流

    張彥萍
    內容提要 在日本明治維新, “文明開化”的背景下, 整個日本在思想觀念上轉向學習歐美, 西洋化差不多席卷了整個日本和日本的各個階層。作為舊時代學問核心的漢學, 往往被認為應該隨之衰敗。但是事實并非如此, 這個時期恰恰相反出現了漢學, 漢文學的高潮。到明治中期, 可以說一直是“漢學”的時代。那么, 是在什么樣的獨特背景下形成了這樣的景觀和逆流呢?本論就此進行了探討、分析與研究, 旨在為本領域的研究提供參考。

    說起日本明治維新, 讓人不禁聯想其同詞———“文明開化”。所謂“文明開化”指的是日本在思想、文化和社會制度的現代化和西化。因此當時的整個日本在思想觀念上轉向學習歐美, 西洋化差不多席卷了整個日本和日本的各個階層。作為舊時代學問核心的漢學, 往往被認為應該隨之衰敗。但是事實并非如此, 這個時期恰恰相反出現了漢學, 漢文學的高潮。到明治中期, 可以說一直是“漢學”的時代。那么, 是在什么樣的獨特背景下形成了這樣的景觀和逆流呢?

     

    1 明治漢學在“文明開化”狂風暴雨中的逆流

    推翻了300多年幕府政權的新政府, 于明治5 (1872) 5, 頒布了統一的“學制”。這是制定近代化學校制度的法律, 立案者是箕作麟祥等洋學者。不言而喻, 學制令當然是參照歐美學制起草而成。有名的“邑に不學の戸なく、家に不學の人なからしめん” (國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人) 這樣的用語都記入學制令里。從其可以知曉學制令是以“四民皆平等, 國民皆教育”作為目標而制定。從此, 舊時以儒學為核心的教育迎來了新的時代, 儒學教育理念也隨之被否定。

     

    伴隨著學制令的頒布, 私塾、寺子屋的封閉令、舊藩儒校的廢除等也在緊密鑼鼓地實施, 從而導致了當時很多漢學者失去工作, 失業人數量劇增。由于政府從國家教育優先, 讓新學制徹底實施的角度出發, 在廢除私塾、私立學校的態度上非常強硬。但是, 根據新學制而改制的學校建設給當時還非常貧弱的鄉村財政帶來了很大的負擔。并且缺乏在新學制推行使用教材中能夠勝任教學的教員。再者就是當時死守舊時價值觀的群體龐大, 新學制在民眾的現實生活中顯得格格不入, 民眾反感, 導致學制實施不起作用。在此情形中, 政府于是考慮根據地方實情而進行學制令的修訂工作。于明治12 (1879) , 廢除了此學制, 頒布了新的“教育令”。教育令如同被稱為“自由教育令”所指的一樣, 即減弱中央官僚的統治, 強化地方政權, 考慮地方實情推進教育完善。明治漢學在這樣的政治動向及社會背景中也隨之得以生存與發展。

     

    由于明治新政府的高官、社會上層精于漢學。當時最有代表性的流行語是“今世參議皆書生”, 其實, 明治各階層的精英, 追本溯源都是在各地藩儒校里學習過漢學的精英, 因此, 他們的價值觀根底里, 仍然是漢學的教養, 而且對于漢學是無法割捨, 強烈熱愛。雖說進入了新時代, 在思想觀念上轉向學習歐美, 但他們脫口而出的是漢語, 寫文章則流行漢文語調或者漢文直譯體。當時洋溢著時代革新氣息的政論文章迭出不窮, 而漢文語氣恰好適合于作者們表達悲憤慷慨的感情。因此他們的建議書、論說、書簡, 都是使用以漢語為主的漢文體。西洋化差不多在席卷了整個日本和日本的各個階層的時期, 但源自中國的文化源流仍然對文人的思想有著深刻的影響。政府當局同樣也有此傾向, 從最初頒發的“五箇條御誓文”的詔敕類、法令類都并不是日文, 而是漢文直譯體。其他法令也同樣使用漢文依次被頒布。加劇舉世愛好漢文的是明治3 (1870) 頒布的“新律綱領”。這部法令是依照中國的“大明律”制定而成。法令中雖然有“刑法”, 但幾乎沒有西方刑法的影響。罪名等也原樣采用“大明律”中使用的用語。由于這樣的原因, 作為裁判官必須要學習漢學。當時, 司法官考試里《通鑒綱目》的標注訓讀的題目是被列為必考科目。《通鑒綱目》里有被朱熹節略的宋代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的發行刊物。當時的流行語之一的“可愛的書生想做的事是:《通鑒綱目》《史記》《左傳》”。正因為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 出現了備中松山藩校有終館學頭三島中洲在明治維新后成為法官, 并歷任新治裁判長、最高法院法官等職。

     

    明治初期涌現了大量的漢詩、漢文作品, 漢詩比江戶末期更加繁榮, 有權威的作家不斷問世, 舊幕臣的大沼枕山到死為止都對宋詩情有獨鐘, 特別對陸游的詩極其賞識并大力宣揚。這種強烈熱愛宋詩是文化文政期的龜田鵬齊、山本北山等革新運動所帶來的熱潮。尾張藩 (現在的名古屋) 的儒學者鷲津益斎的門人森春濤和大沼枕山是同門, 并且是表兄弟的關系。森春濤走出江戶自立門戶, 主張提倡中國清代詩歌。以清新、纖細、妖艷的詩風, 留下了精巧的舉世絕句名作《岐阜竹枝》。且最終以其詩風技壓群芳。此外還有小野湖山、江馬天江、岡本黃石、森愧南、鱸松塘、向山黃村等著名詩人的名字不勝枚舉。他們以其漢詩被尊為盟主, 以詩結社, 在各地成立了詩社。大沼枕山的“下谷吟社”、森春濤的“茉莉吟社”、岡本黃石的“麹坊吟社”、鱸松塘的“七曲吟社”等, 其各成一體, 均以各自的實力而引以為豪。在漢文方面, 重野成斎、川田甕江、中村敬宇、中島中洲等被尊稱為漢學大家。

     

    在政界, 從尾張藩明倫館教授到司法官的鷲津毅堂, 佐賀藩士的蒼海副島種臣, 不但在明治漢詩壇上雄踞一方, 還歷任外務卿、內務大臣。曾在熊本藩的時習館學習, 作為朱子學者成為明治天皇的侍講、皇宮顧問官、樞密院顧問官連升的元田永孚等人才濟濟。還有秋田藩士出身, 晚年成為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的根本通明, 以研究漢籍《四書五經》中的“周易學”成為大家而受世人尊敬。

     

    在民間, 最為活躍的是中村敬宇。1860, 從昌平儒校 (江戶幕府學問所) 的儒官主動留學英國, 歸國后翻譯了《西國立志篇》《自由之理》等著述, 并作為啟蒙思想家指導社會, 給同時代的青年人精神上帶來了很大的影響。雖然舊幕時代的藩儒校趨于消失, 但有新涌現出的漢學私塾, 并取得了社會性的支持。例如, 在東京有安井息軒的“三計塾”、蒲生褧亭的“有為塾”、島田篁村的“雙桂精舍”、三島中洲的“二松學舍”等。在地方有新潟縣鈴木文薹的“長善館”、岡山縣山田方谷的“刑部塾”、京都草場船山的“敬塾”等非常有名。從“三計塾”出來的龜谷省軒, “雙桂精舍”出來的內田遠湖, “二松學舍”出來的黑木欽堂、夏目漱石, “長善館”出來的桂湖村、小柳司氣太、鈴木虎雄等人才輩出。

     

    在媒體新聞界, 明治初期發生了“漢語流行”的現象。當時流行的漢語如“勉強、規則、注意、関係、管轄、區別、周旋等到現在作為日常語使用的數不勝數。官方通報或民間報紙雜志也流行使用“四字漢語詞”, 如“文明開化、王政復古、大政奉還、自由平等、神仏混淆、舊弊頑固、因循姑息、利用厚生、權利義務、公明正大、新政厚德等都在其中。對此現象, 漢學者、早稻田大學教授的牧野謙次郎 (《日本漢文學史》, 世界堂書店刊, 1956) 作如下解說。

     

    明治初期, 舊幕鴻儒生存發展的漢語漢文達到了風行的高潮。例如, 當時的詞語:“髪床” (理發店) , 改為“理髪店”、“風呂” (入澡堂) , 改為“入湯”、“不都合” (不妥, 沒禮貌) , 改成了“失敬”作為致歉用語。當時, 漢語流行風潮的原因來源于幕末維新之時, 為國事而四處奔走的各藩地的人們, 需要相互溝通交流。可是, 各地都有各地的方言, 在普通話還未普及的背景下, 例如, 仙臺人和鹿兒島人如果各自使用方言交流的話, 相互之間不能理解其要表達的意思, 給交流帶來了很大的障礙。

     

    基于上述原因, 如果使用漢語的話, 問題就能夠解決這一點出發, 推進了漢語在社會各領域的風行和發展。并且在明治維新之后, 在社會各領域處于重要地位的精英們的推進中, 漢語最終成為了日本上流社會的通用語。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 明治漢學在“文明開化”逆流中獨樹一幟, 并與其獨特的方式進行洗練與發展。

     

    2 漢學與翻譯

    如牧野謙次郎 (《日本漢文學史》, 世界堂書店刊, 1956) 著述中所指出的一樣, “漢語具有通用語的性質而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以上現象都幾乎是來自同年代人的證言, 讓人興致盎然。”但是, 從漢語漢文流行的另一面來看的話, 漢語本身具有“自由造詞”的特性不能忽視。這種具有“自由造詞”的特性在當時翻譯歐美詞匯的時候發揮了顯著的效果。

     

    福澤諭吉把“Speech”翻譯為「演説」 (演講) 、中村敬宇把“News”翻譯為「新聞」 (報紙) 雖然有名, 但西周翻譯了如下的其他很多學術用語。

     

    logic (論理學)

     

    psychology (心理學)

     

    ethecs (倫理學)

     

    aesthetic (美學)

     

    phenomenon (現象)

     

    object (客観)

     

    subject (主観)

     

    notion (観念)

     

    conception (概念)

     

    imaginaton (想像力)

     

    西周出生于日本石見國津和野 (今屬島根縣津和野市) 的一個御典醫 (藩主的侍醫) 家庭。自幼接受儒學教育, 18歲時接觸到荻生徂徠的《論語征》, 自稱如夢清醒, 認為之前一直固然堅守的程朱之學也不是全能的。之后, 行游大阪、岡山等地, 立志成為儒學者, 投身徂徠學。但是, 西周深感時代趨勢, 25歲脫藩并開始學習荷蘭語及英語, 并入“蕃書調所” (德川幕府所設立之洋學培訓機構) 研究洋學。1862年受德川幕府派遣留學荷蘭萊頓大學取得了很大的成果。1865年回國后, 任“開成所” (由蕃書調所改名而來) 教授、幕府的“直參”、沼津兵學校校長等職。可以說西周的翻譯是建構在其掌握的豐富儒學素養中充分儲備的養分, 才能夠準確把握原意, 把歐美引進的詞匯翻譯成恰當的漢語詞。

     

    明治期學者翻譯了大量詞匯, 例如, 社會、権利、資本、條件、意識、象徴、原始、基本、崇拝、解釈、開始、狀態、方法、職業、思想、行為、基礎、幸福、貨幣、意義、蕓術、重要、完全、偉大、生産等。像這樣的詞匯在當今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還留下很多, 并成為日常不可缺的用語。這些用語有很多逆輸入漢字的故鄉———中國, 成為中日兩國的通用語。這些都足以證明了漢學所發揮的作用與力量。

     

    更進一步分析的話, 作為明治期漢語漢文流行的背景, 不能忘卻的是漢學和洋學之間有某種相似性的這一點。江戶的知識分子們所學的正統性學問是漢學———朱子學。荻生徂徠、初時信奉朱子學, 但并不滿足于此, 之后開拓、推廣了古學。還有一部分知識分子熱衷于明陽學。雖然這三種學問多多少少有一些差異, 但是, 這三種學問都具有“思辨性”的本質。主要的主題都是“理、氣、心、性”。這些既是“理學”, 也是“心學”。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理氣心性學”。他們所博覽的書籍里處處是思辨性的術語, 辯論的方法也是根據理論思考判斷而進行。因此他們能夠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對各種事情和現象進行概念化。從這個意義上講, 幕末明治期的知識分子即漢學者們, 能夠走在接受洋學的前沿是基于長久蓄存了的傳統漢學學問, 擅長通過理論思考判斷理解事物和現象。所以, 對于他們來說, 洋學絕對不是異質學問。他們在閱讀漢籍的過程中, 已經完全具備了理解洋學的必要判斷力。因此, 對于他們來說能夠把握歐美書籍里出現的術語, 并不像當今的我們所想象的那樣困難。

     

    在他們的腦海里已經完全有成熟的學問、方法和思考力。這些學問的水準和歐美的相比絕不遜色。并且, 這些漢學者都是來自江戶幕府學問所, 或來自各地藩儒校的秀才和被稱為神童的極其優秀的精英。

     

    幕末明治時期, 盡管在歐美文化的強烈沖擊和影響的大環境中, 但這種影響也不是無限的。漢學者們能夠比較容易地把握理解歐美文化事象或最基本的哲學, 并未陷入迷狂之中。值得一提的是, 他們能夠利用自身的語言體系———漢語進行不斷的置換, 而且還能把其構建的理論影響周圍, 讓其進入, 并在此構建的結構中不斷改變和發揮作用。

     

    3 結語

    綜上所述, 幕末明治期, 雖然整個日本在思想觀念上轉向學習歐美, 西洋化差不多席卷了整個日本和日本的各個階層, 但是由于:其一, 漢語能夠解決當時為國事而奔走的人們的溝通交流問題, 推進了漢語在社會各領域的風行和發展。并且在明治維新之后, 在社會各領域處于重要地位的精英們的推進中, 漢語最終成為了日本上流社會的“通用語”。漢語具有的這種“通用語”的特殊性質, 更進一步推進了當時的著名作家, 政治家, 軍人均在這個時期撰創造出了很多有名的漢詩。日本出現了漢詩創作的專業作家, 并且產生了許多詩社。“漢詩新風氣”盛行, 日本漢詩創作出現了一個高潮。在明治維新的“文明開化”的浪潮中, 被認為應該隨之逐漸衰敗的漢學, 卻在當時, 無論是政治家、文人還是普通的大眾, 對于漢詩的熱愛經久不衰, 各地成立了大小不同的漢詩吟詠機構, 從其一系列的演變過程中充分證明了日本明治漢學在“文明開化”逆流中獨樹一幟, 并以其獨特的方式進行洗練與發展。其二, 漢語具有“自由造詞”的功能, 翻譯家們的翻譯因其建構在其掌握的漢學素養中充分儲備的養分, 而能夠準確把握原意, 把歐美引進的詞匯翻譯成恰當的漢語詞。福澤諭吉、西周、中村敬宇等能夠成功從漢學轉向洋學是最為典型的例子。另一方面, 一直眷戀并至始至終以自身修行的漢學而引以為豪的知識分子們, 在“文明開化”的狂風暴雨中并未消失。他們堅信自身漢學素養的價值, 并未陷入迷狂之中。例如, 當時的“東北邊地”秋田藩出身, 晚年成為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的根本通明, 幕末以來一直研究漢籍《四書五經》中的“周易學”成為大家而受世人睥睨, 并將“周易學”堂堂正正地推向社會就是這其中的一例。根本通明這種獨特的認知與堅持的態度, 讓在日德國哲學家凱比爾無比敬畏。其三, 作為明治期漢語漢文流行的背景, 是由于漢學和洋學之間都有“思辨”的相似性, 這使漢學者們比較容易地把握理解歐美文化事象或最基本的哲學。

     

    總之, 不管是在什么樣的社會風潮或在什么樣的時代背景下, 舊幕時代的日本知識分子都能吟詠漢詩, 精通漢學這一點上都毋庸置疑。因為當時精通漢詩文被認同為知識分子最基本的教養標準和傳統。幕末明治期漢學者們以漢學素養作為武器進軍社會各個領域, 成為“文明開化”的旗手, 并轟轟烈烈地作為社會人心改良時代的精神代表。正因為有這些漢學先驅者的存在, 才能推進明治盛世的進程, 才能讓漢學在“文明開化”的狂風暴雨中產生逆流, 讓其綻放出絢麗的花朵, 璀璨的果實。說這些漢學者是明治盛世的最大功績者也不是言過其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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